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法]安托万·孔帕尼翁著，龚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2月出版，504页，88.00元文字的发明不但用于记录过往，而且用于描述这个世界，抒发人们的感情；写作不仅是记录与想象，更是一种视觉艺术与知识霸权；文字与写作本应是思想的仆人，但往往成了思想的主人。于是，各种表现艺术得以出现，各种文体因此产生。作为文体的“历史”和“文学”都要表达的是某种陈述、事实、寄托、想象，因此，它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更何况文学与史学的前身不都是神话与传说吗？希腊神话中一切艺术不是都在接受缪斯女神监管吗？九位缪斯的说法初见于公元前八世纪田园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古希腊人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追求人类整体的真善美，是秩序、优雅、意志的化身。不管是单数的缪斯还是复数的缪斯，都用舞蹈、歌曲、诗歌来激励人类，赋予人类灵感。
今天我们把文学、史学特意隔离开，完全是近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职业追求的是谋生手段，而非人的整体向善。“文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这类问题在本质上是人作为世界的创造者或破坏者、人在世界中的安全性与合法性所决定的，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未来控制欲所造成的。虽然“科学工作的一项原则是知识的统一性。科学并没有国界，它总是属于全人类。不过，当它努力促进全人类在知识上的统一之时，科学同样有助于维护、确立各个民族内部在学术上的协调一致”（《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232-233页，以下只标注页码）。但我想这里的“知识统一性”主要指自然学科，人文的特点就在于其个性化地看待世界，对世界的解释千差万别，少有统一性。而且人文与自然一直存在分野，虽然有人不断提出各种“第三种文化”来调和它们之间看待世界的差异，但结果基本是徒劳的。
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知识的统一性的角度来思考作为学科的史学或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也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思考差异性，“法兰西文学”毕竟不同于“日耳曼文学”。统一性与差异性并存，当保守势力占优势时突出的是统一性，当革新势力处上风时强调的是差异性。也许这就是《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一书试图处理的难题。要写出一门学科的历史，必然会把制度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23页），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考虑历史与现实，在广泛的社会视野中了解“一门学科的发明过程”（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