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12)

豪斯曼豪斯曼把这个由肮脏的贫民窟和疾病缠身的小巷组成的中世纪古城，改造成一个被世人称为“新巴比伦”的“光明之城”，巴黎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保守派拒绝接受巴黎的豪斯曼化，认为它破坏了老城区与历史的联系；自由派则高唱颂歌，将豪斯曼视为新秩序的先知。无论如何，开放、统一的空间与远景加强了纪念碑和广场的象征与想象；新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消除了恶臭源；新建的桥梁和火车站实现了城市的快速通行；路灯与人行道的增加活跃了巴黎街头生活；宽阔的林荫大道、公寓楼、百货商店提高了城市的舒适度与便捷度；狭窄街道的拓宽让起义者难以竖立路障……繁荣的街景、休闲的空间、消遣的公园，通过闪烁的光线和彩色的氛围过滤掉巴黎公社，这在视觉上象征着资产阶级收回了巴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是现代的外在性、物质性、空间性、扩张性、政治性、阶级性的表现。
学术不是如此吗？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不朽，我们为何写作？在追逐不朽的人中，有多少成功者？成功为何属于特定的人？（155页）朗松就是学术界的豪斯曼，他使法国学术在现代世界中闪闪发光，让人们认识到学术才是国家的真正神器，学术是知识奥运的重要赛场，是现代性的内涵所在。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学术是否发达是衡量智慧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时代，国家的命运是由统治者将十八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权力工具的能力决定的。”（Howard Saalman, Haussmann: Paris Transformed, George Braziller, 1971, p.8）豪斯曼做到了，朗松也做到了，他们是法国的骄傲，并成为世界文明史中璀璨的双子星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