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11)

文学是文明的一个面相，史学也是。历史学是科学，但同时，它更是艺术，它的本质是叙事的，需要借用文学的各种手法。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认为，历史在本质上首先是语言的和诗意的。历史学家并不是站在无私的立场上对过去进行客观的描述，而是根据某些“解释原则”和符号模式接近事件，创造故事。
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是艺术，只有依靠想象力才能在历史的天地里取得成功。”（32页）尽管文学和史学之间存在争执，不断争吵，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谐结合是可以实现的，其和谐的方式取决于当代文化的审美趣味和共同价值的形成。
真理是难以到达的理想彼岸，但这并不能阻止人类对自然、社会、人自身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解释的过程就是关注、理解、尊重的过程，同时会将理解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愿望和保护自然的情感、想象力和审美等方面的完美结合起来。这是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文史相通的地方。
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出于偶然的原因人类才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因此如何保护自己并解释自身的合法性成为人类的首要任务与责任。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保障了人类的永久安全，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则演变为各种知识的生产、归类与应用。尽管现代民主建立了旨在保护人们免受任意行使权力的支配的约束，但它对自然界的非人类部分几乎没有提供这种保护。如果今日之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生态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文学，那么当时显得很革命的朗松则过时了。但时代会不断催生各种朗松，更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因为异教徒、边缘者、革命者一直是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从语言、风格、思想来看，法兰西学术也在追求自身的特性，但又都逃脱不了学术既是求真的、审美的、想象的，也是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这一内在约束与外在要求。“福楼拜问题”其实就是“泰纳问题”，表面上问的是成就文学大业的到底是个人才能，还是勤奋的劳作（501-503页），学术到底是天才的外露，还是努力的结果，其实都是在回答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兰西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
1853年，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启动了一项影响广泛的市政改进计划，由豪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负责落实。尽管重建项目经历了战争、革命、腐败和破产的干扰，但不辱使命的豪斯曼终于把空想计划变为理想现实，创造了如今闻名全球的现代巴黎的持久景观，为十九世纪的城市规划树立了模板，为二十世纪的城市规划开创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