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9)

为文学撰史，就是思考我们的今天和未来。尽管这个问题带有恋旧的色彩，它却充满了现实感（第6页）。
朗松的文学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和传记研究，认为文学史是文明史的一部分，“一部文学作品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是文明的某个瞬间”（134页）。把文学史放在社会背景下，为第三共和国的各种最高价值服务——简而言之，法语文本解读将自己视为培育公民责任的课堂（135页）。朗松在美国访时讲道：“可以说，今天在法国，对我们国家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是管了两根支柱，它们是法语作文和法语文本解读……这两种练习是互补性的，它们共同铸就了一种教养。”（138页）可见，文学为提升法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既要遵循历史的方法，又要进行法语作文、法语文本解读，这是一种教化，是为民主制度、民族国家培养聪慧的公民。朗松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通过文学史对公民的教化表达出来的民主。“艺术有其社会性的目的，应该为收拾道德人心服务。”（94页）“在对主要的典作品的审读中，所有与道德和社会相关的问题都会相继出现。”（135页）
但朗松的目的远远不止如此，他的教化观还体现在有教无类的性别平等方面。作家邦雅曼（René Benjamin，1885-1948）说他在“拜访索邦的那一天，朗松的课堂里挤了‘超过七百人’，这倒算这位老师傅可疑的成功。邦雅曼如此形容朗松课堂的‘国际主义’：‘我看见一群英国女人，俗不可耐的英国女人，她们身上的斗篷散发出橡胶的臭味；一群德国女人，体形厚重，镜片后是肥大的眼球，感谢上帝，瘦小的法国男人还装不满她们的视野。我还看到有俄国人、罗马尼亚人、埃及女人、西班牙人，看到一位刚果来的女黑人和从波斯来的阉人……这些人挤在这里，好像身处美国人办的贝利兹语言培训中心。’作者笔下堆积起各类仇外的陈词滥调，对志在求学的妇女的蔑视也毫无掩饰。在邦雅曼想来，课堂上的男男女女什么也听不懂，因为朗松谈的虽永远是老一套，却是用他的切口行话道出的”（190页）。
可见，朗松的改革不但做到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而且标志着古典人文学的终结，这终结了依据古典文化来选拔民族精英的传统。由于在中学和大学里鼓吹所有这些改革，索邦“不断地为了群众而牺牲精英”，也为推行分科教育的新理念而摧毁了古典的文化理想（210页）。
文学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时代的生活、经历、想象、情感，可以让我们成为另一个人，可以改变人性……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性，但它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第三共和国的一种设置，因为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学史》成为世俗国家的福音书。在朗松看来，《法国文学史》的使命就是为世俗文化提供教理，勾勒文化巨人的集体圣徒像。无论是依靠博须埃还是伏尔泰，我们寻求的都是道德伦理，至于它究竟基于基教还是启蒙真理，那是第二位的题。朗松像泰纳和布吕纳介一样主张文以载道，要求艺术必须为道德服务，并且更系统地发展了这种观念（181页）。只要民族在，只要国家在，朗松就会一直在，朗松们会不断出现，朗松主义也不会消失，精细化的学术可以服务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持续下去（[德]马克斯·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