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7)

朗松主义的实质：为法兰西民族培养现代公民
工业革命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是近代欧洲文化的转型期，是工业化带来丰富物质、民族主义带来身份意识、现代化带来现代性的时期，是一个抛弃传统并制造传统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工作、文化和日常生活。但同时，贫穷和剥削在城市和城镇中比比皆是，“财富与贫穷的对立和乡村秩序中的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由于集中在疯狂扩张的城市里而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广泛，更成问题”（[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205页）。知识分子成为痛苦的世界观察者、文化竞争的参与者。朗松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孔帕尼翁通过这一关键人物，编织法兰西近代学术变迁史；通过关键事件的巧妙叙述，生动再现了世纪之交法兰西学术的内在不和与外在冲突，再现了欧洲学术界的恩怨史、交织史、发展史。
近代“民族”的兴起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民族国家”的观念，也触及了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学术的现代性问题。激进的、世俗化的变革潮流与保守的、传统的潮流相互竞争、彼此攻讦，使知识形态发生显著的变化。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崛起，刺激着法兰西；德雷福斯事件引起了法国国内广泛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教会主义，知识分子亦发生了分裂，1905年法国实现了政教分离，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法律平等地位得到确立，这一切加剧了这两股潮流的分化，迫使人们做出选择。激进潮流对法兰西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估，而保守派则百般刁难，两者之间互动、冲突与融合，形成了近代法兰西的学术文化。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有边界的权力容器”，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大的管理能力。这意味着“民族”要成为“国家”必须有一个时间维度，即传统的持续和统一，而民族认同的文化象征和话语叙述则创造了起源、连续和传统的概念。历史是建立民族“家园”的基础性板块，因此，“将一切历史化”抑或一切将历史化是民族国家的需要，“批评已经让位于文学史”（80页）。文学第三共和国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可能包括这样的信念：要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优秀成员，就必须憎恨一切英国人和德国人，不这样做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法国人（Steven Grosby, Nation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