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8)

对当代日耳曼学术的排斥，对历史上拉丁文化的排斥，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学术面貌，反映了欧洲文化内部的现实和历史差异。朗松在《大学与现代社会》中总结了这个时代对古典文学的惯常抱怨，还特别定义了改革的精神：“文学教育极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除了培养出大量一无是处的庸才，它造就的是少数以其任性怪诞的想象力去哗众取宠的精英；唯有科学教育能改变这个国家的青年，赋予他们精确的精神、严谨的方法，以及对集体事业来说必不可少的纪律感。”（128页）
“历史不会自动地重复自己”（14页），研究者想原封不动地再现历史只是一种理想，虽然可以不断接近这个理想，但永远不会到达。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研究是永无边界的，历史学的野心一直存在，只要时机恰当，历史学就会毫不客气地扩大这个知识王国，但文学会介入历史，文学不会放弃历史，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根本上就是历史性的（15页）。但直到1850年前后，对于历史学家以及公众而言，历史仍旧是一种文学体裁（26页）。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其最后二十五年间，历史成了一门科学，它从文学中抽身而出，上升到真正的科学之体（26页）。从1875年至1900年是学科界限重新配置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历史学作为一种“反文学”的科学，作为一种以严格重建事实为己任的专业，确定了自己的位置（30页）。朗松的观念亦得到《历史综合评论》的高度评价：
“对这样一种不再依据自然科学的样板，而是根据历史学方法的具体实践去建立文学科学的努力，我们要献上无上的掌声。”（88页）可见，历史与文学虽然不断争执，但亦有携手共进的时刻。只不过“朗松开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学史路径：将文学置于历史-社会的空间中考察，同时保有与形式和美学的关联。朗松的贡献使文学研究既没有成为史学的附庸，亦没有成为无法被现代大学体制接纳的‘印象主义’”（封底）。

朗松法国激进政论者勒盖（Pierre Leguay）承认，当朗松得到“德雷福斯的恩泽”之时，他的头脑里的确有基于公民社会的功用考量。当时，这一政治事件虽已平息，但德雷福斯派的成员成立了众多社会组织来继续推行他们心中未熄的理想，而朗松正是这些组织中的一员干将。所谓“大学教席中的社会主义”始终相信人民是可以被教化的，布格莱对这种思想逻辑有精到的概括：“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想向世人展示他们已经把握问题的全部内容，也预感到了如何对社会进行必要的重建。大多数人都在民众大学中投入了他们的教授职业……允许他们投入的一切时间和资源。”（120页）不过，“历史”终归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性的问题，它完全属于尘世而非神国，而尘世会不断地将其世俗化（157页）。文学史就是尘世中的一个主要的世俗路径。文学史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朗松拯救了1880年以来一直处于劣势和守势、萎靡不振的法国文学研究，从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最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