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10)

《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1页）。不过按照美国文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说法，在将文化与学术分离方面，法国人的罪过比其他人要小得多。也许这是文学的作用，是朗松时代的文学的作用。
永不停歇的文化竞争才会带来学术繁荣
将知识塑造成学科的想法源自亚里士多德，他将知识分为一个理论性、实践性、生产性的等级体系。理论学科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包括神学、数学、物理学，其重要性依次递减；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生产学科是等级制度中最低的学科，包括美术、诗学、工程学。亚里士多德显然更喜欢为其本身而思辨的知识，认为“有一种教育，父母应该让他们的儿子接受培训，不是因为它是必要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而只是因为它是自由的，本身就是好东西”。这种差异性概念也影响了现代学术分科。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所表明的，对知识专业化之害的焦虑与学术学科本身一样古老（Joe Moran, Interdisciplinary, Routledge, 2001, pp.3-4）。
开启文史之争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b，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9页）亚里士多德说，并不是所有用诗句写成的东西都会变成诗。
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所有用散文写的东西都是文学。文史有差异，但更有共性，表达的形式与表达的实质才是最大的区别，表达的目的与表现的形式最终取决于时代需要，无论文史在这方面都有自身的独到之处。
不断变化的时代风云决定着文学与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竞争，双方都需要各自的表述方式，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交叉着、关联着、互动着、互融着。文学的模糊性、史学的精确性都是吸引对方的魔幻所在。广义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学都是伟大的艺术，都是人类精神的共鸣，你能说巴尔扎克的文学书写就不是书写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