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6)

兰克在日后许多人看来，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应该归结于德国在学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勒南（Joseph Renan，1823-1892）认为，打赢这场战争的是德国的大学，而德国的小学教员们也成就了德国在色当的胜利（34页）。拉塞尔（Pierre Lasserre，1867-1930）早在1901年就指责法国学术界的“德国气”（194页）。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ère，1849-1906）则指责那些一心埋头故纸堆的人分不清什么是学术的目标，什么是学术的手段；当然，他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寻章摘句的功夫，过去在中学古典语文教育中具有首要的位置，可如今，语言学和哲学倒不顾身份，也要来窃取这种优先性……我们现在看一些欧洲学者，依靠对一首武功歌的解读或者翻译就建立起自己名望……这是一种‘德国病’。
”（54页）反对者口中喋喋不休的所谓“索邦的日耳曼化”和“对学方法的拜物教”，构建起一个有形的战场（209页）。但对历史学界来说，老一辈学者有感于法国的战败和科学的进步，不得不采纳新的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界则不然，随处可见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的局面（65页）。在这场民族文化现代化运动中，法国文学落后了，文学自然要反抗。在这个时代如何对待古典传统？如何对待督教至上论的中世纪传统？……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欧洲基督教至上主义，这种欧洲例外论在外部表现为对有色人种的奴役和剥削，后来在新世界采取了白人基督教至上主义的形式，在内部则表现为彼此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竞争。此时学术发展的水平成了衡量民族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这种情况到十九世纪愈发激烈，欧洲“伴随着宪政和民主民族国家的出现，天主教徒和反教会势力就宗教在现代政体中的地位发生了激烈冲突。
在中欧和西欧，教会和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间歇性的制度摩擦，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冲突是一种不同的冲突。它们涉及大众动员和社会分化的过程。它们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学校、大学、新闻、婚姻和性别关系、丧葬仪式、社团文化、公共空间的控制、民间记忆和民族的象征。简而言之，这些冲突是‘文化战争’”（Christopher Clark, Wolfram Kaiser, Culture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法兰西的文史之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演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