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5)

不断放大的“西方”：从希腊到西欧，从西欧到西方更何况古典文明还存在希腊模式、罗马模式，其中还有很难缕清的东方因素；中世纪基督教在十一世纪分裂为希腊正教、罗马公教，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又产生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等新教。各种“大传统”和“小传统”交织在一起，组成众多的“欧洲世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从过去那种对基督教的效忠转变到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民族主义因此演变为一种政治原则，它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单独的民族单位，并且每个民族应该和国家单位是一致的。因此历史的欧洲、宗教的欧洲、民族的欧洲成为我们观察欧洲的几个重要角度。宽泛地看，今日所谓“西方世界”大体都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后裔，地中海古典世界为它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但具体到不同的时间、地域、语言，这些文化后裔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又各不相同，彼此还存在挥之不去的张力，刺激着各自的发展。
就近代欧洲而言，日耳曼、法兰西与盎格鲁-撒克逊学术呈三足鼎立之势，当然后来的俄罗斯学术也不容忽视。
自加洛林时代以来，法国北部一直是欧洲文化的领导者。文艺复兴的著名赞助人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才华横溢，个性张扬，富有教养，创建枫丹白露宫，建立了法兰西学院，为伊拉斯谟等人提供保护，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人文主义现在在法国已经完全成熟了，深深地影响着法国的民族文学，赋予法国文学世界、人类、艺术的新概念”（[德]维拉莫维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09-110页）。但到了十九世纪，法兰西学术似乎落后于日耳曼学术了。
十九世纪末，古物学中萌发了考古学，古典学术中萌发了语言学，这两门科学对于十九世纪批判性客观历史作为一门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新的客观学派之父是伟大的兰克，他和他的继任者，特别是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和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一起努力，建立了批评和历史方法的准则。这个日耳曼学派将历史写作变成了一种职业，并创立了正式的历史学术研究，尽管他们没有达到“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来书写过去的理想，但学术为民族服务，学术为国家服务，一切服从于民族这个大局则是激动人心的。法国自然不甘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