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朗松主义与法兰西的文史之争(2)

法国学术群像的独特表达
本书的学术主角是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文学圈之外的人一般会问：朗松是谁？就法国学术界而言，朗松就是法国文学界的兰克和古朗士。兰克的地位自不必多说，而古朗士（N. D.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可以说是近代法国史学的奠基之作。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瑟诺博司（C. Seignobos，1854-1942）则是古朗士的继承者，他们合作的《历史研究导论》成为兰克的“科学”史学的方法论经典，该书认为“档案被歌颂为过往之事的仅有体现；它还认定，只有通过档案才能触及过往之事。在档案被一份一份地研究之后，事实自然会被一个一个地搞清，最终，也就可以进行一些归纳了”（[美]恩斯特·
布莱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65页）。

朗松，1895年。按照瑟诺博司（译名按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译法，没有遵从本书译者）的观点，文学研究现在当属“‘历史学的若干分支’……文学史从此沦为历史学中的一门‘辅助性的科学’，甚至可以说，是最次要的、最可疑的、最难登堂入室的东西……一切所谓‘辅助性的科学’都算不上真正的科学”（31页）。朗格诺瓦断言：“历史学家的真正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在今人和原初的史料之间建立联系……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停顿下来。”（32页）他们的这些思想深深刺激了当时的法国文学界。当代法国著名文论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写于1983年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欧洲殖民列强的文化焦虑与知识反应、学术发展与民族意识，这是体现在民族学术方面的欧洲内部纷争，是属于朗松时代的法兰西文史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