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26)

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穆旦诗歌写作的主观兴味日趋凸显，戏剧化手法的施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以“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起首的《农民兵》，以“多谢你们的谋士的智慧，先生”起首的《时感》等诗篇，借助反讽手法造设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初刊本《他们死去了》则别有意味地设置了充满戏剧化的两幅场景：一幅是冷漠的死相，另一幅则是温暖、美丽、和煦的梦境，这种对照也颇具反讽意味。凡此，均可见出穆旦诗学探索的广度。
六、修改行为：整体局势与自我形象
如上对于各层面因素的剥索都是结合已然发生的修改行为而展开的，但穆旦前期作品中未入集的也有相当数量，其间也可能涉及作者某些遭遇，包含作者某些特别的意图；而那部大致编订好、但未能出版的诗集，其间也浮现着自我的面影[46]。因此，如下将对这些因素进行适当剥索，再对穆旦那持续进行的、繁复的修改行为予以整体性的观照。
1．未入集的诗作所关涉的问题
前述1937年11月的《野兽》之前的十数首诗歌从未入集，当是被穆旦视作“少作”而不录，学界对此似未有异议，但此后一些未入集的诗作引发了穆旦写作的整体局势和诗歌观念方面的话题。《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不见闻于穆旦的各部诗集，一方面被认为是一首“失败之作”，诗中充斥着一种“泛滥虚幻的情绪”，包括“整体诗情的混乱芜杂，写作方式的简单直白，诗行的参差冗长，都使穆旦有权放弃此诗作为‘诗的资格’”；另一方面则是“此诗包蕴着的诸多主题、意象的萌蘖，后来通过变体，幻化成多首其他诗歌了”，如《从空虚到充实》《五月》等。[47]《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等诗未入集，则被认为是跟穆旦诗歌观念的演变有关——在论者看来，穆旦当时写作并发表了关于卞之琳和艾青诗集的书评文，这些作品“是典型的激起‘生命和斗争的热望’的艾青式的抒情诗”。
日后诗集不录，原因在于“随着穆旦自身思想和写作路线的转变，他本人也对这些作品不满。”[48]
当然，鉴于现代中国作家生活处境往往比较波折，个人资料存留不易，并不能对所有未入集的作品均持如是观。比如，报刊的出版受制于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因素，在战争局势之下，往往缺乏足够的稳定性，相当部分报刊或实存时间短、或囿于一地，时间一长即易陷入湮没无闻的境地。《记忆底都城》未入集，长期以来也未被发现，即被认为跟其初刊本《文聚丛刊》的湮息有关。[49]新近披露的材料则表明，穆旦在编选个人诗集时，手边资料可能并不齐备，《穆旦诗集》出版前，他即曾给久未谋面、远在异地（抚顺VS上海）的友人曾淑昭去信询问是否保留了《赠别》《裂纹》的诗稿。[50]在讨论作品集的编选、特别是作者对于个人作品态度的时候，这些外在限制条件或某些偶然性因素都可待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