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27)

2．同时代的批评与未出版的诗集
与此同时，穆旦的写作并非一个封闭的行为，同时代批评的声音也值得注意。1940年代中后期，媒体上有不少关于穆旦的批评声音，其中多热切颂扬之辞，也不乏严厉批判之语，前一部分的作者包括沈从文、朱光潜这样的文坛前辈，以及数位同辈或年轻稍小的人士，如陈敬容、王佐良、周珏良、袁可嘉、唐湜、李瑛、吴小如等；后一部分则是来自《泥土》《新诗潮》等阵营（社团）的年轻气盛的作者。有资料表明，穆旦当时对于相关批评文字是知情的[51]，并曾向朋友们表示“想写一些鲁迅杂文式的诗”，以反击那些辱骂他的批评人士。[52]
前一类批评文字中，有些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穆旦诗歌所存在的缺点，李瑛认为穆旦诗中有的句子“冗长，读起来觉得累赘，破坏了诗的境界，尤其是节拍的美”，有的因为“要表现他的象征的意识”，“在词藻上，显得还生涩牵强”，因此，穆旦诗歌还“不能收到更大的完美的诗的效果”。[53]少若（吴小如）也曾针对《穆旦诗集》谈到“选择”和“锤炼”的问题：
我愿为天才奔逸的人说句耸听的话，即浪费了天才真是件可惜的事。这本诗集中所收的诗篇真不算少，却未必篇篇是精品，恐怕作者自己未加一番选择，至少是选择得不够。我说的写作，并非指印成书的篇幅而言，而是指在写成一首诗时，是否有舍得割爱的勇气。往小处说，一首长诗是否经过删汰与提炼，使篇幅更见紧缩一些；一个长句，是否曾把句中的赘词冗字勾掉抹掉——这就是旧日所谓锤炼的说法。作者的诗集里有些首真是无可再精的精品（如《甘地》）；可是另有一些，就显得累赘、烦琐、重复、枝蔓，成了白圭之玷……他并非不懂锤炼，却未能篇篇锤炼，句句锤炼。[54]
穆旦当时是否与两位更年轻的作者有过交往（流）已不得其详，但从一般情形来推断，这些诚恳的言辞或者当时其他人物对于穆旦诗歌缺点的批评，很可能对穆旦形成影响，促成他对写作进行修改。
1948年后半段，一个政局动荡不安、行将发生大变更的历史时刻，亦是穆旦个人行动具有决断意味的时刻——怀着“我想要走”（同名诗题，1947年10月）的念想，穆旦最终于1949年8月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途。约在1948年8、9月间，穆旦自行编订一部涵括了此前主要诗作的诗集 [55]，看起来也是对于批判之辞或时代语境的一种回应。
诗集原名《穆旦诗集》，后由家属整理、以《穆旦自选诗集》之名出版——更换书名，应是为了避免和早年诗集重名。诗集共拟收入1937-1948年间的诗歌80首。和之前每一次诗集的编订一样，穆旦又一次做出了大面积的修改——据不完全统计，异文数量超过了300条。作为一部未最终完成的诗集，全面审视其修改行为虽不具备充足的条件，但也有新的动向值得一说。这一动向由穆旦对于时代/现实话语的处理所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