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29)

《穆旦自选诗集》版将“他们是为无忧的上帝死去了，/他们死在那被遗忘的腐烂之中。”改作“但可怜他们是再也不能够醒来了，/他们是死在那被遗忘的心痛之中。”其间明确包含了对于宗教话语的潜移——移除了“非中国的”“上帝”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初刊本之中“鸟飞，云流，和煦的风吹拂，/梦着梦，迎接自己的诞生在每一刻/清晨，日斜，和轻轻掠过的黄昏——”一类诗句，所展现的原本是一幅充满自然情态、亲昵可感的场景，显示了穆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惯常模式的运用，即以虚拟想象之境（梦境）来缝合现实，从而与“‘可怜他们死去了’这一愤慨主题形成了微妙的对峙”[57]；修改之后的诗句“一切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一切里面”，嵌入某种显在的哲学意蕴，主观意图似更为强炽，却也或如解志熙批评《隐现》修订版之中“充满了过于阔大的历史感慨和倾情告白的抽象抒情”，不复有初刊本之中那种精微的诗学效果。
放到1940年代末期这一时间点来看，其实也很难说《他们死去了》的末尾有意移除宗教话语的做法具有足够的典型性，且不说诸如《隐现》的重订本身即是宗教话语的强炽表现，《我歌颂肉体》中“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肉体”一行，“肉体”也被“上帝”替换，实际上，《他们死去了》的前半段也仍然浮泛着“上帝”的字眼，但文本的骤然改变，还是可以认为其显示了穆旦的某种倾向或努力，即以某种现实的命题来取代命定的上帝的声音。尽管就修改的诗学效果而言，此间的修改显示了某种浮泛、急躁乃至失败的面向，但对于一位行将被中断写作的诗人而言，这一变动的痕迹显示了某种自我的纠正，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3．诗人的自我形象与修改的整体局势
还能从整体角度对《穆旦自选诗集》所展现的自我形象予以论说。
穆旦此前三部诗集的下限止于1945年，不足以呈现其当时创作的总体面貌。此时编订一部从1937年到1948年的诗歌总集，并对篇目进行了有意的编排，应是对于此前创作的一个有意识的总结：有《序》，尽管具体序文已无法找到，但鉴于此前三部诗集均没有序言，此一举措应是表明诗人对过去的创作有话要说；诗歌被编为四部分，各部分均有题目，这种主题编排也是先前的诗集所没有的。四个部分的题目分别为“第一部 探险队（一九三七-一九四一）”“第二部 隐现（一九四一-一九四五）”“第三部 旗（一九四一-一九四五）”“第四部 苦果（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其间，有两个取用此前诗集的名称，表明诗人对于此前写作和诗集出版行为的肯定，“探险”与“旗”仍然具有风格指向性；“隐现”，是精心写就的长诗和修改重点之所在，也是饱含精神内蕴的主题线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