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31)

如今看来，这种并不具备“时代典型性”特征的修改正彰显了穆旦的诗人本色——穆旦诗歌的修改行为也足可称之为一种典型的诗人修改。如前所述，无论是繁琐的“修辞性的修订”，还是对于诗行的调整、段落的大幅修改乃至少数诗篇的重写，其间或有现实话语的激发，或有批评因素的触动，但总体上说来，修改乃是源于诗本身，而非外力使然。实际上，穆旦的诗歌总量并不算特别大，这意味着他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基数之上来展开修改的，这凸现了穆旦对于写作行为的重视，也强化了其诗歌修改的力度——反过来看，正因为对于写作行为的重视乃至苛求，写作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修改也是自我控制的一种方式。
对写作本身而言，修改原本是写作行为背后的那种看不见的构成要素，尽管读者所看到的、作者所认可的多半是“最终定稿”，但借助各种版本的比照——借助文本的演变史，那些“看不见的要素”浮现于外，写作背后的种种秘密得以更为清晰的凸显，写作行为的历史脉络或内在谱系往往也能得到更为透彻的检视。落实到穆旦的写作之中，简言之，其文本的演变史大致即可包括个人写作的特殊偏好、诗歌经验的不断衍化、诗学构想的萌生与消退（如对于诗歌形式的处理）、写作者的思想观念（如基督教思想背景、个人的历史观念等）、个人写作与同时代的文学语境及时代话语的关系诸多层面的因素。
而如前文的细致分析所示，其间虽也有浮泛乃至失败的面向，但就总体而言，穆旦对于写作的修改无疑还是具有更为突出的诗学效果。
七、由穆旦诗歌汇校谈到作家文献整理的诸种因素
《穆旦诗编年汇校》的成型自然并非一个陡然的事件，检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发展脉络，我个人倾向于将200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视为一个重要的节点。站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会议的遗产既在于明确提出“文献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持续推进之中“脆弱的软肋”（刘增杰语），更在于围绕文献工作所提出的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其核心要义当是诸位学者所达成的若干共识，诸如“一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是亟待抢救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一致认为新的文献的发现、整理和刊布，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往往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和发动”，“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布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公共工程”，有待国家机构、学术组织、社会人士与家属之间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也应“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