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30)

1947-1948年间从未结集的诗歌则是被取了一个主观意味非常明显的名字，“苦果”。由此，四个版块可谓是嵌构了一种内在的秩序：从“探险”的激情张扬，到“隐现”式的精神诉求，再到“旗”式主观投射，最终则是生命“苦果”的品尝——通过对四个创作主题的自我归结，穆旦似乎有意识地勾勒出一幅个体在现代社会里成长与毁灭的图景，这或如前述从《诞辰有作》到《三十诞辰有感》的修改所示，包含了“‘黑暗’的历练与成型”，也或如《手》对于“声音”被“谋杀”的景象的勾描（录初刊本，1947年11月22日《益世报·文学周刊》）：
我们从那里走进这个国度？
万能的手，一只手里的沉默
谋杀了我们所有的声音。
此前在讨论穆旦诗歌的异文时，曾结合一些高频词汇如“历史”“黑暗”等，谈到穆旦写作的某种谱系性问题，其间多有谱系加强的例子，经由修改，一些重要的词汇与图景得到了复写，不同诗歌写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得以加强；但如《反攻基地》等诗所示，也有一些反向的例子。既存在加强或弱化的现象以及一些看起来并不确定或未完成的因素（比如对于时代/现实话语的处理），可见穆旦的写作与修改之中虽有某些前后贯穿的脉络，在总体上却可能并不存在一种严密的整体谱系。但就《穆旦自选诗集》所显示的自我观念而言，在1940年代末期着意编订诗集、并再次进行大面积的修改，此一行为应是包含了以一种带有整体意味的自我形象来统摄之前全部写作的意图。
编订与修改行为发生于1940年代的写作、发表行为即将结束之际——这样的结局并非个人所能预料，不能全然以结局来推断此前的行为，但时局的急剧变化、批评话语的急转直下当是个人所能切身感知得到的，可见在纷乱的时局之下，穆旦对于自己的诗歌写作以及诗歌所勾画的自我形象仍念兹在心——借用穆旦此一时期诗中密集出现的“历史”一词，对于一位身陷具体历史语境之中的写作者而言，历史的压力往往是难以挣脱的：穆旦对于写作的反复修改，也可说是个人与历史时代的复杂关系的外化。
放诸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更大的历史语境来看，最典型——最能见出时代因素的修改被认为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修改的问题上，1950年是一个分界线”，作家“修改旧作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迎合一种新的文学规范，表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有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作为背景的”。[58]以此来看，穆旦对前期诗歌反复修改的行为并不具备时代典型性。对此一时期的穆旦而言，其写作并没有如后世写作者那般承受着强大的时代规约与思想压力，其修改亦不负载作家思想改造、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