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28)

长途步行迁徙、战场上的生死遭遇、小职员生涯的历练，这些都使得时代话语始终是穆旦写作的一条主线，构成了穆旦写作的基本底色。在作品修改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时代话语，穆旦显然是多有考虑。穆旦1940年代中段之后的《时感》《饥饿的中国》《世界的舞》《绅士和淑女》等，都可说是对于现实问题过于直接的处理。其中，长达7章的《饥饿的中国》，不同版本中的异文将近60条，多是标点、字词的异动，但也有数处涉及诗行的修改，如“纯熟得过期的革命理论在传观着”（《文学杂志》版）一行，亦作“论争的问题愈来愈往痛苦上增加”（《益世报》版）、“痛苦的问题愈来愈在手术桌上堆积，”（《穆旦自选诗集》版）。凡此，均显示了时代话语如何在穆旦笔下纠结不休的情形。
此种纠结的情形正不妨从初作于1947年2月、又在《穆旦自选诗集》中有较多修改的短诗《他们死去了》来看取——也一并再来看看穆旦诗歌中较多出现、且具有前后贯联性的“上帝”/宗教话语：
啊听！啊看！坐在窗前，
鸟飞，云流，和煦的风吹拂，
梦着梦，迎接自己的诞生在每一刻
清晨，日斜，和轻轻掠过的黄昏——
这一切是属于上帝的；但可怜
他们是为无忧的上帝死去了，
他们死在那被遗忘的腐烂之中。
——初刊本（天津版《大公报》，1947年3月16日）
呵听！呵看！坐在窗前或者走出去，
鸟飞，云流，和煦的风吹拂，
一切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一切里面：
一个宇宙，睡了一会又睁开
奇异的眼睛，向生命寻求——
但可怜他们是再也不能够醒来了，
他们是死在那被遗忘的心痛之中。
——《穆旦自选诗集》版
时代话语与宗教话语的纠结，原本就是穆旦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穆旦诗中宗教问题，王佐良当年有过判断：“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56]王佐良引述穆旦更早时期的诗作如《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悲观论者的画像》《我》，认为其中显示了宗教属性，而“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等判断，又意在表明穆旦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诗人。
总体来看，就发生机制而言，穆旦诗中的宗教与现实始终有着莫大的关联。初作于1947年的《他们死去了》也显示了这一倾向。诗歌以“可怜的人们！他们是死去了，/我们却活着享有现在和春天”开端，其间涵盖了1940年代穆旦诗歌的一些核心主题，“大众”“死亡”“遗忘”“上帝无忧”等，诗歌写的是荒凉、颓败的现实场景，“为泥土固定着，为贫穷侮辱着，/为恶意压变了形，却从不碎裂的”（语出稍后的《荒村》一诗）无名者的死状。不嫌夸张，穆旦将自己的形象嵌入到了感时忧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当中，但是，初刊本《他们死去了》的后半段导向了“上帝”：“他们死去了”，是因为上帝“无忧”，上帝没有给予关切——希冀“上帝”来拯救处于“不幸”之中的民众，其情感固然强炽，忧切固然深重，却大大地背离了中国的传统，这样的表述不能不说是非常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