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6)

一类是诗末所署写作时间存在变更，即不同版本所署写作时间有差异，包括《童年》《在旷野上》《智慧的来临》《给后方的朋友》《旗》《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等。如《童年》，初刊本和手稿本均署“一九四零，一月”，初版本未署日期，《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三九，十月”；《智慧的来临》的初刊本署“一九四一，一月”，初版本署“一九四一，一月”，《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四零，十一月”；《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初刊于《中国新诗》时，均未署写作时间，稍后编订的《穆旦自选诗集》《城市的舞》署“一九四八，八月”，另两首署“一九四八，八月”；诗文集本一律署为“一九四八，四月”。[13]上述各诗的不同版本，所署时间有一到数月的差距。
还有一类是未署写作时间、且无旁证可以确断写作时间的诗歌，如《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祭》《窗——寄日后方某女士》《悲观论者的画像》《华参先生的疲倦》《伤害》《活下去》《云》等。其中，前两首同以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步行迁徙经历为写作对象，刊载于1940年10月重庆版《大公报》，从穆旦当时的发表情况来看，此前各版《大公报》已刊登其数首诗歌，表明其已有一定的发表渠道，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很可能已是1940年中段。这番推断看起来有其合理之处，但终归也缺乏确切的证据。
对于这几类诗歌，第一类自是可依据新的材料来重新编年。更多情形处理起来则有些棘手，盖因无确证而只能寻求某种策略。对于第二类作品，考虑到穆旦作品的发表周期往往并不长，更早时期的发表本所负载的时间信息应更为准确，因此可依据初刊本或初版本所标注的时间来编年，而将后出信息作为备注参考。如《童年》，即可从初刊本，认定为1940年1月。对于第三类作品，穆旦生前出版的三部诗集的编排或可参照。三部诗集特别是《探险队》，大致是按照写作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部分无法确定具体写作时间的作品可以参照诗集的编排顺序而做出细微的调整——编年体《穆旦诗全集》并未完全遵照此一顺序，又未给出确切的编排理由，由此造成了一些不够精确之处。如曾收入《探险队》的《祭》，诗末未署写作时间，《穆旦诗全集》编入1939年，但《探险队》将其排在《童年》之后，本书既确定《童年》作于1940年1月，故将《祭》编入1940年，并排在《童年》之后。
其他的如《鼠穴》《夜晚的告别》等诗编排顺序的调换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至于部分同期发表、但所署时间相同的，或者在某些刊物同时发表、但并没有明确标明写作时间的作品，如《一棵老树》（《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所载《自然底梦》等3首诗、天津版《益世报》3次所载诗歌小辑（分别为4首、4首、7首）、《中国新诗》所载《城市的舞》等3首诗，均以发表时间的先后或刊物的实际编排顺序编入。或可一提的是，《漫漫长夜》一诗，未曾入集，其初刊本亦未署写作时间，但诗文集本将发表时间署为“1940年4月”，不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