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兴：医疗，很多时候是医生和患者一起做一个共识的决策(9)

当然是。而有些人，比如80岁的老年人，连第一线都不愿意试，这当然也毫无问题。所以，在缓和医疗这方面就是需要医生、家属、患者一起去做一个决策，拿一个主意。就说抽胸水这件事，有人会跟我们说抽胸水会越抽越多，因为蛋白水平低，而蛋白越低人越糟糕。但是我们的逻辑就是，如果他能够舒服，哪怕是缩短了生命周期，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只要理解了代价后，我们就可以把医疗当做一种工具去使用。哪怕降低了寿命，但是能提高寿命质量也未尝不可。如果把人的生命当做一种治疗周期的话，寿命都是根据治疗去划块的。钱和时间都花在医院和ICU里面，其实是没有生活质量的。早想明白这件事情，可能会早一点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也不会纠结于不治是不是没有尽孝。在这些事情上耗费精力、时间、金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澎湃新闻：您之前写过小说《怪医笔记》，以后还会继续写吗？
王兴：会继续写。第一部是前年出的，去年卖了影视版权，今年要拍电视剧了，10月份开机，投资据说已经到位了，演员也选得差不多了。编剧虽然不是我，但是会由田壮壮老师作为艺术指导，我也会把握里面医疗的真实性，不要太狗血，太偏离医疗的主题。第二部小说是去年封控期间写的，是写上海的（第一部是北京），现在三审结束了。第三本小说也写完了，是写东北的医疗场景的，可能是明年出，已经在修改了。
我比较喜欢写故事。我觉得中国的医疗最大的难题是地区差异化，需要用各地的政治智慧和市场智慧来解决很多问题，里面也很有趣。比如说我第三本小说里写的一家吉林的医院，他们不进任何进口药物，器械都是国产的，而且都不算最好，可是做肺癌手术从术前检查、术后治疗、放疗，全部加起来自费不超过三千块。当地有各种医保、五保户，甚至红会的人也会去承担这笔钱，但他们在前端又会克制很多费用，比如说手术的耗材必须2个以内，如果是大城市的话肯定不考虑这样，但吉林那边是要搞平均主义的。你会发现在一个十八线小城市，一个民营医院能够把平均主义搞得很好，又能把医院做得很大，还能用地产驱动医疗，同时又建立了很好的图书馆和幼儿园，让员工老有所依、病有所治、小孩能上学，整个过程自洽成一套生态了。这很有意思。
很多专家会讲中国的医疗问题在哪儿，应该怎么改，但其实这是世界级的问题，很难改。我们只能在现有阶段对于现有的某些群体给特定的建议，能够帮助他们更好，这几乎是唯一能做的。在任何的体制下都肯定要有牺牲、有取舍的，但我写故事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找到一个切入点，反映现实，书写当下，读者们自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