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对于秦汉时期的人来说有多重要？(7)

1. 禁止滥杀犬。根据秦律，即便是闯入禁苑的狗也不准随意捕杀，可推测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随意捕杀他人之狗。此外，狗主人也不能随意乱杀自己的狗——《日书》所反映民间信仰中有杀狗的禁忌日，迷信背后的实质是对狗的生命之保护。
2. 犬有名字。例如走失的“糜”，而这不是个例。《礼记·少仪》有曰：“犬则执緤，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既然礼制规定，接受他人赠送之犬，需要询问犬名，可见犬有名字很普遍。
3. 各类行政文书中，登记犬的信息。这在前面分析的秦代《封诊式》有体现，在居延汉简中也有表现。
4. 狗在死后，甚至被当作人一样的埋葬，这在栎阳城遗址考古中首次被发现。
固然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在关注财产而已——将狗视为一种重要的畜产来保护和识别；固然这种保护的范围和力度很有限，因为并不绝对禁止宰杀犬类；固然我们还可以说埋葬狗，是一种宠物性质的特例，未必有代表意义；但无论动机、力度如何，客观上，狗的生命受到某种尊重，有时甚至得到和人一样的礼遇。
回到扬州新出土的寻犬案例。走失一条叫做“麋”的狗，竟然每每惊动“大王”来过问，而相关文书被责任人带到墓葬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遂带入地下的奏疏共11件，除了寻狗外，还有辞官致仕、下江都、俸禄变更、租官肆等几件事。作为侍中、中大夫，遂生前给大王上呈的奏疏肯定不止这几件，做过的事情也肯定不止这些，为什么他仅仅选这几件文书随葬呢？汉人视死如生，可推断这些文书记录的，都是对遂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换言之，寻狗之事在遂心目中至少和俸禄变更、辞官等一样重要。对此，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从财产的角度看，“麋”的受关注体现了汉代官财产管理的细致——丢失官产一定要汇报，要查明丢失原因等；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狗的生命本身受到了重视，所以走失一只狗才会引发如此一套调查程序，该事件的本末才会被当事人死后带入黄泉之下。
这两个角度并不矛盾，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寻狗案的发生和发展。
推而广之，不单单是狗，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以“大皇大后诏”的形式规定：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巢。 谓巢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巢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杀□虫。 谓幼少之虫、不爲人害者也，尽九［月］。 毋杀孡。 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毋夭蜚鸟。 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毋麑。 谓四足……及畜幼少未安者也，尽九月。 毋卵。 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 …… 瘗骼薶骴。 骼谓鸟兽之□也，其有肉者爲骴，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