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舆情传播11条黄金定律(5)

自带传播意味着，任何一个节点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节点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以非线性方式流入传播洪流之中。在此过程中，网民既可以通过“选择性传播”“再加工传播”“打包式传播”“对抗式传播”等，借力打力，改变传播方向和效果。
在一个自带传播的时代，人人自带渠道，人人自带流量，人人自带媒体，人人自带舞台，受众地位的深刻变化，网民的机动边缘行动不断深入，既增加了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性，也增加了网络管理效果的不确定性。这是这场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又一个警示。
7、危险的自我审计
在网络舆论场，拥有特定身份、社会地位的公务人员、知名人士等，一般都会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言论附加一个“自我审计”程序。自我审计的压力来自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媒体、宗教、客户、受众、政府等，都是可能的压力源。可以说，外界各种各样的评价和看法构成了“审计自我”的一面镜子。
应该说，自我审计是一种避险机制。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自我审计往往又会成为触发风险的引爆因素。原因在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士，在自我审计时所选择的“审计标准”不止一个，而且不同的“审计标准”优先级会不同。这种优先级的选择同时又会受到自身身份、地位、动机、所处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动机最难琢磨、最为重要，又最易触发风险。
这场新冠疫情为体察各方人士的“自我审计”行为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场。比如，国家疾控中心个别专家在针对前期疫情发布信息时，吞吐不清，这说明他在发言的同时也在对自己将要说出的话进行紧张地“自我审计”，而此后舆论对他的诟病说明，面对疫情事实和话语权力，他选择的自我审计标准出了差错。
又如，提倡“感恩教育”本来无可厚非，在武汉这个抗疫的主战场，却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这与我们的干部在发言前进行“自我审计”时，没有把握好自我审计标准的优先级，从而脱离了严酷疫情中人们的朴素情感不无关系。
再如，记者在报道一位新冠病毒患者的遗言“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时，只取前半句而有意隐去了后半句，这也暴露了这位记者自我审计标准的优先级，由此引发的舆论反弹同样值得思考。
历史上，因“霍桑实验”而得名的“霍桑效应”表明，当自己受到公众关注或注视时，学习和交往效率就会大大增加；情同此理，当自己在公众场合受到关注或观察时，就会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要求、人们情感、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等标准。关键是，一旦标准的优先级出现“情景错位”，就有可能将自己置于舆论风暴之中。而之所以会出现“情景错位”，这往往是由自我审计者复杂的动机结构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