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巫术”，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无知的喜悦”｜卡罗·金兹堡(4)

这些是把我推向这个方向的动机。此刻，我应该再增加一个：这种类型的研究难度。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障碍，那时我尤其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巫术实践（不是巫术迫害）在相去甚远的时间和地点会呈现出明显相似的形式。我认为，为了重新把巫术介绍到历史学中，有必要把这种明显的非时间特征历史化。显然，在面对认知挑战的意愿中，无可避免地带有年轻人的傲慢，如约瑟夫 · 康拉德所讨论的，在模糊边界的临界点上，渴望向他人更是向自身证明我们的能力。
最后是多年后打动我的一个因素，当一个朋友让我注意研究巫术的选择，尤其是研究巫术迫害的受害者，对于一个自身经历过迫害的犹太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奇怪。这简单的言辞让我惊叹不已。我怎么会错过如此明显的事实呢？但数年来我却从未领悟到，可以对犹太人和女巫进行类比，并有可能把自己视为研究对象。现在我倾向于把这看作心理压抑的后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导我们，曾经明显却被 隐 藏 的，正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东西。

二

虽然我已经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个人境遇，我仍希望抵制这种大家都有的自恋诱惑，而把它们看作试管中的实验数据。显然，或者理应显然，一个历史学家的生平——从家庭环境到教育背景，当然还有友谊——与对其作品的理解并非无关。但通常来讲一个人不会超越对这个事实的简单陈述。我希望在既生理又个人的意义上（尽管“临近性” 这个术语更为可取），利用传统上我们称之为身份的东西，在现在这个我与以前那个我之间，回顾性地分析这些因素在我的实际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为止我提到的那些因素，促使我从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受害者）选择了一个主题（巫术）。但是从最潜意识（我是犹太人）到最表意识（跨学科的渴望），没有一个因素暗含了特定的研究假设。我开始的想法——巫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原始而初级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今天仅仅看上去是在尝试向我自己和他人证明，这个缺乏真正史学正当性的研究具有合理性。
换句话说，我跨越学科的意愿，并非是没有界限的。
我的假说背后是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文章的相遇，这些文章收集在他的《原始的叛乱》 中，但有一 个特别研究的调查，题为“底层阶级的历史” ，1960年发表于《社会》——一本意大利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杂志。这个调查的题目附和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使用的词语。对我以及其他那一代意大利学生来说，阅读葛兰西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但霍布斯鲍姆提出的葛兰西，是在英国社会人类学棱镜下研读和阐释出来的葛兰西。那些年我钻研的人类学的著作其实是别人的：首先是列维－施特劳斯，30年后他是我《夜间的故事》的主要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