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一个国家的教育是社会上所有东西的投射(7)

周轶君：不好意思，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的确听说减负的举措产生了一些跟预期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孩子负担越来越重，作业少了，父母反而会让他们去补课。
我觉得让人接受一个新的事情是很难的。有时候你的手机要升级，都会想“干嘛要升级，我用了很多年了”，就算告诉你有好处，你都不会相信，但你用着用着慢慢也就习惯了。所以接受任何一个新事物，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个我完全理解。
但是我觉得要不要高考和要不要素质教育是两件事，我们谈论高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一个公平的选拔方式。去国外大学念书的确都是申请制的，但永远不是A和B两种绝对的选择。像在英国它也首先要看你学科成绩好不好，你还是要去考雅思、托福，还是需要经过所谓公平的考试。而在这个之上，它还会考察你其他方面的发展，你要去写一个Statement（个人陈述），表达我为什么要来上这个学等等，这个是它看重的。在英国那一集，我采访了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校长，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公平的考试的选拔方式，第二道门槛才是问你对什么好奇，什么让你感到兴奋等等，他希望选择一些对世界好奇的人。
另外，难道穷人的孩子——甚至不叫穷人的孩子，就是一般的孩子——就要变成读书机器吗？我跟“看理想”做的《你好，童年》中就有探讨类似的问题。我们找了乡村教师对谈，有的乡村教师提到，他们在学校里已经开始通过让孩子推铁圈、抖空竹培养兴趣，让孩子们喜欢上学校和学习本身，他们不希望穷人的孩子变成考试机器。
在中国，其实两个情况都有。我也因为制作其他片子采访过完全是考试机器的学生。从高一开始，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像呆在集训营，我看到孩子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他们课桌上堆着很多复习资料，在课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手都要紧张地抓着一本书或者是复习资料。他觉得每一分钟不能离开这个东西，其实他没有在看，但是他离开这个东西就会紧张。
现在很多学校通过课堂直播交流，所谓“一块屏幕改变命运”。学生们觉得自己跟那些大城市的孩子差距，在于大城市的孩子干了很多学习以外的事情，眼界比自己宽，敢跟老师提问题，可是这不是通过每天坐在教室里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可是那些学校的老师跟我说，他们看了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只有比他们更苦，花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争取到平等的机会”。
这个是有点悲哀的，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人生确实不公平，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制度上，给这样的孩子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