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二环最后一家舞厅跟大我三十岁的男人跳舞(5)

我第三次进入宝马舞厅，才收到跳舞邀请。某种意义上，宝马舞厅是个熟人社会——朋友带朋友，邻居拉邻居，同事介绍同事，时间一长，彼此都混个脸熟。像我这样年轻的陌生人，舞民们自然会投射不解的目光。但这目光绝不久留，更不会有言语上的搭话。中老年舞民有一种老派的克制。
一旦被接纳，就会出现这个十分有仪式感的情节：落单的男舞民走过来，对我微笑、伸手、绅士地邀请入场，并十分宽容我的四肢不协调。当我坐回木椅，一旁休息的阿姨们便靠过来说话：“小姑娘怎么会对跳舞感兴趣？”“你在哪儿上班，过来远不远？”
82岁的张福桐，是宝马舞厅年纪最大的舞民之一。他最早接触交谊舞，是60多年前的1950年代中期。那会儿，张福桐刚考入北京印刷厂做工人。每天上午9点钟，抒情的音乐从广播室流淌出来，他所在车间大楼的三四层大厅，一下就涌入100多对跳舞的年轻工人。
冬天，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跳成一片海洋。夏天，女工套上连衣裙，裙裾飞扬。河北年轻人张福桐不会跳舞，“也没人教”，只能跑去围观，在心里默默羡慕。他记得，工厂很鼓励年轻人跳舞放松，一度规定团支书必须会跳舞。
这也符合尚峰的童年记忆。他五六岁时，常在平房小院看到二十多岁的“大人”怀抱板凳，练习三步、四步，问他们“干吗呢？”回答总是透着得意：“跳舞呢！”

电影《谈谈情跳跳舞》剧照
舞会一般都和单位挂钩，我没查到那个年代营业性舞厅的吉光片羽。也有人组织家庭舞会，但通过舞会盈利是灰色地带。直到爱跳交际舞的王蒙1986年就任文化部长，营业性舞厅才彻底“松绑”。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联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
20世纪最后十年，舞厅在北京二环内遍地开花，舞厅与舞民都是时髦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