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可以被自然化，理性行动者该如何行动呢？(2)

……人会意识到一条不可更易的绝对规则，这规则正当地主张我们服从于一个必然至高且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理智判断的形成，表明做出判断的心灵中存在一个伦理理想。
对于这般虚张声势，最好的回应大概莫过于本节开头所引用的达尔文的话。但更讲分寸的批评也是有的，其中一种较常见的批评让穆勒忍无可忍：“功利的捍卫者还常常发觉，自己需要驳斥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行动之前并没有时间来计算和权衡每个行为对公众幸福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反应相当激烈：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确不应再说一些无意义的话了，因为在有关实际事务的其他问题上，人们是既不会去说也不会去听这类无意义的话的。没有人会论证说，因为海员们等不及算出航海历，所以航海的技能不是建立在天文学的基础上。他们既是理性的生物，出海时便会带上已算好的航海历；而所有理性的生物在驶入生活的海洋时，其心灵也已对普通的行为对错问题以及许多困难得多的聪明愚蠢问题做好了准备。只要人类还具有做出预见的品质，就应当相信，人们将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下去。
这段高傲的反驳得到了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伦理理论家的青睐，但实际上它是在裱糊一条裂隙，而这条裂隙已在汹涌的批判性关注下日益扩大。反对者们抱有一种稀奇的误解，认为一个伦理思维体系理应管用，所以他们指出穆勒的体系是非常不实用的——但指出这一点也就到头了。这算不得反对意见，穆勒坚持认为：功利主义理应是实践性的，但也没那么有实践性。它的正确用途，是给真正的道德推理者在前台表现出的种种思想习惯，做出位于后台的正当性论证。然而，伦理理论的这种后台作用（这不单是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已被证明是缺少界定、不够稳定的。伦理思维体系究竟应该有多大的实践性呢？伦理理论是做什么用的呢？在这个议题上心照不宣的分歧，加之就连领军人物们也有的一定量的错误意识，助长了随后争论中莫衷一是的局面。
大体上讲，哲学家们愿意忽略实时决策的实践难题；我们全都有限而又健忘，而且不得不匆匆做出判断，哲学家们把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当作他们所勾画的那个机制体系中一个真实存在但又无关紧要的摩擦因素。这就仿佛是有两个学科：一个是正统的伦理学，它所承担的任务，是计算那些决定了理想行动者在一切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的原则；另一个就差点意思，是“单纯实践性的”道德急救学科，或者说是关于“哲学医生赶来之前该怎么做”的学科，它用粗糙且现成的语言告诉人们，如何在时间压力的催迫下“ 在线”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