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可以被自然化，理性行动者该如何行动呢？(4)

比如说，穆勒的看法是，那些关于日常道德的最佳教诲和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人们在匆忙的审思过程中实际考虑的那些公式——已经在完整的、费时费力的、系统的功利主义方法那里得到了（或者在原则上将会得到）官方认可。普通的理性行动者之所以信任这些公式，是因为其中积累着关于许多人毕生经验的文化记忆，而现在可以用形式推导的方式从功利主义理论中推出这种信任，从而（“ 在原则上”）证明其合理性。可这样的推导从未真正实现过。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一种能够进行功利主义（或任何其他“效果论的”理论）所要求的那种全局成本效益分析的可行算法极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把其原因称作“ 三英里岛效应”。三英里岛核电站的熔毁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在规划某个行动的流程时，你碰到熔毁这个发生概率为p的后果，你应该给它赋予什么样的权重？它是你应该尽力避免的负面结果，还是你应该悉心促成的正面结果呢？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也不清楚具体要经过多少岁月才能得见问题的答案。（注意，问题并不在于测算不够精确；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要赋予该结果的价值符号应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比较一下我们这里面临的难题，以及计算机国际象棋程序设计者所面临的难题。有人可能会认为，伦理决策技术用来应对实时压力难题的方法，就是国际象棋中应对时间压力的方法：启发式的“ 搜索—修剪”技术。但是，人生不像国际象棋那样有“将死”，我们不会最终在哪个点上得到正面或负面的明确结果，也就无从通过逆向分析来计算我们所选路径沿途的诸多替代方案的实际价值。在给一个位置派定权重之前，应该想多深呢？在国际象棋中，从第五层看是积极的东西，从第七层看可能就是灾难性的。有些方法可以调整一个人的启发式搜索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但不是决定性地减少）对于预想中走法的价值误判。预想中的这一步吃子，究竟指向了十分积极的未来，还是触发了对手高明的弃子战术？静置原则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总是跳出任何一阵纷乱的交锋，多看几步，看看棋盘平静下来后是什么样子。
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与此对应的原则值得我们依赖。三英里岛事件后来又经历了十多年的巩固和静置（它发生在1980 年），经过通盘考虑后，我们仍然毫无头绪，不知道该把它算作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疑心，对于这般困局，并不存在牢靠且有说服力的化解之道，对于效果论的批评表面上纷扰混乱，内里则长期潜藏着这样的疑虑：在许多怀疑者看来，效果论就像是“低买高卖”这个空洞股市建议的稍加乔装版——虽在原则上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作为用来遵循的建议，则是系统性地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