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可以被自然化，理性行动者该如何行动呢？(5)

所以，功利主义者不仅从来没有在实际实践中真正凭借计算（全部）备选方案的预期功用，来决定自己的具体道德选择（没有时间来做这些，就像那些最初的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而且从来没有实现过针对部分结果——用穆勒的话说，即“地标和路牌”——的可靠“离线”推导，供那些必须应对“实际事务问题”的人取用。
那么，功利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各式各样的康德派又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在自己的说辞中也推崇实践性，而且主要是通过控诉功利主义者的非实践性来表达这一点。可康德派拿什么取代无法奏效的效果论计算呢？那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遵守准则（常常被人嘲笑为规则崇拜），比如，康德在描述一则绝对命令时就提到：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康德式的决策行为十分典型地揭示了相当不同的理想化操作——它从别的方向上脱离了现实——那就是要做全部的工作。比如，除非有即将登场的天外救星，有一位司仪方便地在你耳边低语提议，否则情况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你拿着需要加以思忖的那些行动所对应的“ 准则”，去接受绝对命令的检验之前，你要怎么才能想出办法来圈定相关“ 准则”的范围。可以接受检验的候选准则似乎取之不尽。
当然，那种颇具古趣的边沁式期望——用填空式的决策流程来应对伦理难题——对于现代康德派的精神来说，就像对于精细练达的功利主义者来说一样陌生。所有的哲学家似乎都会同意，真正的道德思考需要洞察力和想象力，靠不过脑子而应用公式是做不到的。正如穆勒本人所说的那样——他仍是盛怒未消——“无论何种伦理标准，只要我们把它与普遍的愚蠢相联系，就不难证明它效果恶劣”。不过，这番说辞与他在前面的类比有些相左，因为对实用导航体系的正当要求之一，就是几乎任何蠢材都能掌握它们。
我说这番话，丝毫不是想提出什么语出惊人的指控，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件相当明显的事：从来没有过哪个稍能使人信服的伦理学体系，被整理成便于计算的形式，用来——哪怕是间接地——处理现实世界的道德难题。所以，即便世上不乏支持特定政策、制度、实践和行为的功利主义（以及康德式的、契约论的等等）论点，这些论点也无一不处在“ 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和理想化假设可信性声明的重重藩篱中。之所以设计这些藩篱，是为了克服计算量的组合爆炸所带来的威胁，如果真的有人试图——按照理论必须这么做——考虑全部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威胁就会出现。而且作为论点——而非推导——它们全都有争议（这并不是说它们归根结底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