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8)

“个人实践”是萨特建构“人学辩证法”的逻辑起点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开展对话的桥梁。“个人实践”概念表面上似乎是扩大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实则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简化与改写。萨特所说的实践“不仅包括了影响物质生活条件的明显的物质活动或社会行为，而且包括了性的意识、自由选择的计划以及主观目的论在内的普遍概念”。萨特认为，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运用，就必须明确将个人置于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不是用历史来说明个人，而是用个人去说明历史。在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孤立的个人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系，个人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成为客体，这种异化是“人的状况”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到了1948年的“革命民主同盟”时期，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异化观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观联系起来，提出要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理解异化。
到了1960年的《辩证理性批判》，萨特进一步将异化置于匮乏的前提下，提出匮乏—异化的社会本体论。萨特认为，匮乏源于人类的两种基本需要：一是包括人口增殖在内的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二是对高质量生活，高级社会文明的需要。社会物质资源对于这些需要来说总是缺乏的和不足的。在匮乏—异化的社会本体论下，人类必须进行劳动。在萨特那里，匮乏成为人类历史可能性的基础，人类历史就是人类克服匮乏的集体谋划和努力。在匮乏的条件下，异化是人类实践的先验可能性。个人的实践本来是个人在自己身上处理自己，并不受必然性的制约，但个人实践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双向互动，必然导致内在性的外在化和外在性的内在化，惰性的物成为人的实践的产物，人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物的惰性，丧失自由的自发性，萨特把这种状态叫作“实践—惰性”。
按照萨特的说法，“人学辩证法”是建立在个人实践基础上的总体化运动，这个总体化既包括我们被社会总体化，也包括社会被我们总体化。萨特在《科学和辩证法》中援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构成一个整体”的观点来说明总体化，他把总体化的基础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需要之上。萨特的总体化不同于列斐伏尔的总体性，萨特的总体化放弃了列斐伏尔“总体人”的理想及其衍生的整合性力量，专注于作为个体的人进入历史的过程。总体化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萨特认为，如果历史的统一性是存在的，那么，个人作为实验者，就应当把他自己的生活既看作“整体”，也看作“部分”，既看作“部分”同“整体”的联系，也看作“部分”之间的联系。个人应该尝试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发现这种整体与部分的辩证运动，从他的个人生活跃进到历史。总体化就是个人与历史的相互规定与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