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这个世界，永远不晚——汉娜·阿伦特思与爱(6)

艾希曼审判激发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要求被试者协助研究者教育学生，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据认为是痛苦的、可能是致命的电击。助手们基本上都按照指示做了。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即使命令违反了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大多数人也会服从权威；而他认为，服从并不意味着支持。
阿伦特不同意这种观点；她坚持认为，服从涉及责任。她说道：“有一个英语成语，‘停下来思考’。 除非停下来，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思考。如果你强迫某人做无情之事，或者他允许自己被强迫，那么你总是会听到相同的故事。你总会发现责任意识未能萌发。它只能发生在一个人反思的那一刻——不是反思自己，而是反思他正在做的事情。”
阿伦特被无思考能力的危险所震撼，她毕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她认为，只有思考才有可能提醒我们人类的尊严，让我们自由地抵制我们的奴性。她一生跨越了西方历史上的关键篇章，二十世纪的这一时期见证了纳粹政权的崛起和冷战的危机，堪称我们关于人类及其价值、罪恶和责任的观念形成的时期。阿伦特的原创作品完全可以吞噬我们当下的政治主题，比如民主国家轻易滑向极权国家的方式；她最清楚地阐述了被无思考能力围困的社会的样貌。对阿伦特来说，创造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群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成功至关重要。教训在于，个人可以多么容易遵守新的标准，只要这样一套新的代码有其适当的工作逻辑。
阿伦特的思想与她的生活以及她与邪恶的遭遇，还有她从流放、无国籍的漂泊中和对爱的渴望中汲取的具体经验紧紧纠缠在一起。在1963年她曾回忆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历史和政治都不感兴趣。如果要说我来自哪里，那就是来自德国哲学的传统”（《作为贱民的犹太人》，1978）。然而，这种天真烂漫的非政治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迫改变，因为她赶上了“黑暗时代”，无法再做一个旁观者。从这段历史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阿伦特认为自己在“哲学家圈子”里不会受到欢迎，因为她并不想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家，对政治怀有柏拉图式的蔑视，而是相信政治其实有着致命的严肃性。
在思考政治问题时，阿伦特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我们失去了可以抓住的栏杆。“我有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比喻，我从未发表过，而是为自己保留着，叫做‘没有栏杆的思考’（thinkingwithoutabanister）。……也就是说，当你上下楼的时候，总是可以抓住栏杆，这样你就不会掉下去。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栏杆。我这样告诉自己。而这确实是我努力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