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尝试基因太空之旅｜《三体》：“小时代”里的“宏大史诗”(12)

2015年，《三体》译者刘宇昆代表刘慈欣领取雨果奖
这种“一体性”表现《三体》对“道德”的复杂情境的揭示中，小说通过在各个层面上对人性道德和生存功利的矛盾进行展示，提示了道德原则与具体情境的不可分割，从而起到了反思“道德”的功用。但是，这种“反思”却是借助“三体危机”这种“现实”看来的“不可能性”得以完成的。齐泽克曾经引用过罗伯特·希克利（Robert Sheckley）的科幻小说《星球商店》来说明主体与欲望的“不可能性”：这是一部“劫后余生”式的科幻小说，描述的是核战争（或类似危机事件）之后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危机”已经使我们的文明土崩瓦解，所有的叙述都是从这种从“现实”来看的“不可能性”展开的。齐泽克认为，这篇小说的全部效力建立在这种“不可能性”上，这种“不可能性”不仅指的是从“现实”看来“危机”摧毁“文明”的“不可能性”，更关涉“欲望”的“不可能性”：
我们以为“事情本身”在不断地拖延，其实不断拖延这种行为，正是“事情本身”；我们以为自己在寻觅欲望，在犹豫不决，其实寻觅欲望和犹豫不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欲望的实现。也就是说，欲望的实现并不在于它的“完成”和“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在于欲望的循环运动。也即看上去是无限期地拖延，阻止自己充分满足欲望，这种行为本身恰恰是欲望的满足。欲望的这种“不可能性”使“主体”进入到不断地繁殖“匮乏”的状态，而“匮乏”本身，却是欲望之为欲望的根本。[68]
如果不拘泥齐泽克这段论述过分浓烈的“拉康”色彩，我们不妨再加以引申：对“当代文学”缺乏“思想”的批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断繁殖“匮乏”的状态，“批评”本身的存在而不是努力去寻求有“思想”的“文学”，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新常态”。而《三体》的横空出世，以其在当代文坛“不可能”的位置——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以“类型文学”承担起“思想”的重任，以及叙述上的“不可能”——以未来的“危机”设置突显出对“时代”的把握，相当触目地标示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
如前所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然形成了“六分天下”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中有两处比较突出的“叙事景观”：无论是在“严肃文学”、“体制外文学”中，还是在“新资本主义文学”、“博客文学”中，我们常常能发现一种“小叙事”，这些小叙事热衷于回到个人生活的“小世界”，描述的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小趣味……”，它既不仰仗历史情境的阔大，也不依赖于思想力量的磅礴，而是“仅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