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谢登科：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基本权利干预——基于六个典型案例的分析(8)

因此，侦查机关对纸质邮件的取证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在信件邮寄过程中，侦查机关可以通过邮政部门收集涉案邮件，这主要是依据邮件检查扣押的法定程序。在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前提下，邮政部门有义务配合侦查机关的邮件检查。第二，在信件投递完毕后，对邮件的占有、控制就由邮政部门转移至收件人，此时侦查机关需要通过搜查、扣押方式取得涉案信件。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需要根据纸质信件的邮寄、投递状态，来确定采取何种方式收集涉案信件。
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不再主要以纸质信件进行沟通交流，而主要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等网络信息技术进行通信交流。这不仅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发送、投递和接受式通信模式，也拓展了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的内涵和外延，使得网络信息时代的“通信”呈现新形态。从通信形式上看，电子邮件、QQ、微信等数字化通信已经替代传统的纸质信件，这将使得网络信息时代的通信更具技术性、效率性、互动性。从通信内容上看，人们在纸质信件中仅能交流文字信息，而数字化通信借助于网络数据链路，既可以传递文字、图像信息，也可以传递音频、视频、电子文件等信息。从交流对象来看，纸质信件仅能实现“一对一”信息交流，人们要实现“一对多”信息交流则需要借助多封纸质信件；而网络信息时代的数字通信，既可以实现“一对一”通信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群、QQ群、视频会议等实现“一对多”通信交流。
网络信息时代的通信载体、通信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但通信类电子数据仍然承载着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网络信息技术在扩张人们行使通信自由的方式和内容时，也带来国家在犯罪侦查中公民通信自由权干预手段和方式的变革。电子邮件、微信、短信等通信类电子数据，在借助于网络数据链路传递过程中，会同步存储于发送方电子设备、邮件服务器、接收方电子设备中，这就决定了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搜查、调取、远程勘验等多种方式来收集通信类电子数据。通过这些侦查措施来收集通信类电子数据时，也各自会产生对公民通信自由权保障不足的问题。
第一，在搜查扣押的手机、电脑等设备中调取通信类电子数据，可能会缺乏对通信自由权的独立性程序保障。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会先搜查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设备，然后通过技术手段从中提取相关的电子邮件、微信、短信等电子数据。比如在朱某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案中，侦查机关扣押了涉案的电脑、手机、U盘等物品，后委托鉴定机构从中提取了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息、QQ聊天记录等文件。辩护方提出这些电子数据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这些电子数据扣押、提取、检验程序合法，提取的文件与本案有关联，应当作为证据。此种“搜查扣押 数据提取”的取证模式，仅能让对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搜查扣押行为受到《刑事诉讼法》调整，而无法规制之后的电子数据提取行为。这就让电子邮件、短信、QQ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所承载的通信自由权，仅能依附于其原始存储介质的所有权而得到保护，而无法获得独立性程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