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小说的艺术并不存在危机(4)

这是非常具有喜剧色彩的想法，它是斯坦纳教授板着脸给出的那番荒诞论调的一次回响——任何时刻，都会存在一种创作才能的总量，那些来自电影、电视甚至是广告的诱惑，使得天赋的毯子从小说身上移开了，这使得小说哆哆嗦嗦地裹着睡衣，在文化的冬天里流浪在外。”
还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西迪提出了文学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不加分别、大小通吃的销售策略；其二，对知识自由本身的攻击。关于第二点，他援引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自由的观念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攻击。过去……反抗的概念和思想独立的观念常常被联系在一起。一个持异端意见者——无论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宗教上的或者美学上的——指的是不愿意违背自己良知的人。而今，认为自由是不可追求的，思想诚实只是反社会的自私表现，这样的观点才是危险的。反对思想自由的人们，总是用他们的言论来为对抗个体的规训开脱。那些拒绝出卖自己思想的作家，总会被贴上‘自我主义者’的标签。他们不是被指控为深居象牙塔里的人，就是被指控为袒露自己内心的暴露狂，抑或企图维护非公正特权而逆历史潮流而上的人。但是，要想用直率坦诚的语言进行写作，一个人必须毫无畏惧地去思考，再者，一个毫无畏惧地去思考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卫道士。
”
2020年3月，纽约大学春假期间，鲁西迪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一年他72岁，患有哮喘。在《流感》（“Pandemic：a personal engagement with the coronavirus”）一文中，鲁西迪对这一次与新冠病毒的遭遇做了详细的记录。在感染后的两个星期里，鲁西迪浑身无力，咳嗽不止，体温像过山车一样，一度高达103.5°F（大约39.7°C）。在这段时间，初级保健医生一直和鲁西迪保持联系，他建议鲁西迪卧床休息，服用泰诺和止咳糖浆，避免走进医院。对于疾病，鲁西迪显然非常排斥，在《真理的语言》最后收录的普鲁斯特问卷中，他说他最珍视的财产是良好的健康状况，他最低限度的痛苦是疾病。而在此之前，鲁西迪只患过两场疾病，第一次是伤寒，第二次是肺炎。
像大部分作家一样，鲁西迪发现自己无法沉浸在写作之中，他写了一百多页后就放弃了。“现实世界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想象世界没有任何可供成长的宁静空间。”鲁西迪写道。这种状况一直到6月5日鲁西迪拿到血液抗体测试报告单才结束。鲁西迪提到了笛福、加缪等人的作品，相比于浪漫色调的加缪，他更喜欢务实色调的笛福。在这篇文章里，鲁西迪写道，“我不相信任何关于神圣的、世俗的惩罚的东西，也不相信美好未来的梦想。许多人会期望有好的东西从恐惧中产生，我们这个物种会以某种方式学到道德教训，从封锁的茧中脱离出来，我们还会成为辉煌的新时代蝴蝶，创造出更和善、更温和、更具生态智慧、更少种族主义、更少资本主义、更包容的社会。这似乎仍然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在我看来，这种冠状病毒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世界的权力结构及其受益者不会轻易屈服于一种新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