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小说的艺术并不存在危机(6)

1981年，鲁西迪辞职了。他辞职的时候，老板还以为他是要加薪。“不，”他说，“我只是想成为全职作家。”“哦，”他老板说，“你要加一大笔钱。”“不，真的，”他说，“我不是在讨价还价。我只是提前一个月通知你。一个月后，我就不会再来了。”“嗯，”他老板答道，“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给你那么多钱。”在《约瑟夫·安东》中，鲁西迪写下上面的对话。鲁西迪为新的身份感到欣喜和陶醉。他从一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大学毕业生一路成长为了一个天才小说家。关于更早的文学旅程和身份转换，鲁西迪在《约瑟夫·安东》中回忆道，“他不知道自己从孟买被连根拔起之后成了什么。他变得很尖刻，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大闹。他异常焦虑，不得不刻苦用功，以此掩饰自己的恐惧。他所尝试的一切都不顺利。为了逃避阁楼里的徒劳无益，他加入了肯宁顿椭圆剧院的一些实验剧团，像人行道（Sidewalk）、屁股（Zatch）之类的。
在一位名叫达斯蒂·休斯的剑桥校友作品中，他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金色的假发，留着胡子，扮演一个男性的知心专栏大姐。此外，他还参演了英国版的《越南岩石》（Viet Rock），这原是一出由纽约的拉·玛玛剧团（La Mama Theatre）创作的反越南的宣传剧。这些演出都起不了什么作用，雪上加霜的是，他把钱都花光了。从剑桥毕业一年之后，他领起了失业救济金。”
为创作《午夜之子》，鲁西迪花了几个月，回忆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孟买、克什米尔、德里、阿里加。1982年，鲁西迪在《想象中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Essays and Criticism，1981–1991”）一文中做了记录。“抵达（孟买）不久，在一时心血来潮之下，我翻开了电话簿，搜寻我父亲的名字。令人惊讶地，真就在那里：他的名字，我们的旧地址，还有不曾改动的电话号码，仿佛我们从未跨过国界，去往那个不堪提起的国家。这是一个奇异的发现。我觉得仿佛有人向我宣称，我遥远的生活是错觉，而这一延续才是真实。接着我去造访了照片中的房子，站在屋外，既不敢也不愿向房子的新主人通报我自己。我被击溃了。那张照片自然是黑白的；而在我那受到这种图像滋养的记忆中，我开始以同样的单色方式看到我的童年。
我的生平经历的颜色已经从我头脑的眼睛里漏掉了；此时，我的另一双眼睛被各种颜色，被红瓦的鲜艳，被仙人掌瓣边沿略黄的绿色，被九重葛攀援植物的光彩所侵袭。要说这是我的小说《午夜之子》真正诞生的时刻，大概也不会过于浪漫：当时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想把过去归还我自己，不是家庭影集里的快照那黯淡的灰色，而是完完全全的、立体声宽银幕和灿烂的彩色印片里的那种样子。孟买是外国人在开垦的土地上建造的城市；而我，离开这么久，几乎获得了佛郎机的称号，坚信自己同样有一座城市和一段历史需要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