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玩笑：创造历史的“张骞”，为何成了书写历史的“司马迁”(3)

史学改革：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1928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1929年5月，他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来领导清华相当重要的历史系。蒋对南开依依不舍，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
他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
清华六年他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 1934年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这是一部编辑精当、卷轶浩繁的外交史资料集，上、中两卷共收入1822年到1895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799篇。他还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