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玩笑：创造历史的“张骞”，为何成了书写历史的“司马迁”(4)

他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清华时期恐怕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他的那些出色的专题论文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几乎是大翻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感到惋惜的是曾生得太早，对西方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
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这些观点后来都包容在他的近代史研究中。因此，李敖为《蒋廷黻选集》写的序言中说“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书生论政：从“专制”到“民主”的观念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这算是他书生议政的时期。
1933年12月，他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中，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国来谋幸福。
他自称信奉的是“新式专制”，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独裁，崇拜的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他是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赞成以一人的大专制取消数十人的小专制。胡适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之间围绕着有关独裁与民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争。
直到在苏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蒋廷黻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一文指出，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之本。自由主义能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更不应废除政治自由。他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