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玩笑：创造历史的“张骞”，为何成了书写历史的“司马迁”(6)

短短三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作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重叠交叉，互相摩擦。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他仿照西方的做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
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澳洲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 。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许纪霖在《读书》撰文介绍蒋廷黻即以《瓷器店里的猛牛》为题。难得说人好话的狂人李敖在《蒋廷黻和他走的路》一文中称他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交谈
他曾热烈地鼓吹开明专制，以为民主行不通，没想到正是专制政体，成了他所追求的行政效率的最大障碍。起码到1949年，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年12月他在美国筹组中国自由党，在蒋介石的扼制下，很快就流产了。
化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一直是他最大的志愿，这个念头让他一生都魂牵梦萦，已完成的《中国近代史》只是“一个初步报告”，不料却成了他学术生涯的句号。1965年他告别官场，曾计划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研究，不幸当年10月9日就在纽约病逝，终年70岁。
存其文而原其人：不能力挽狂澜，但从未随波逐流
他从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不惑之年步入政坛，追随蒋介石，热切渴望能有所作为。无论是任职行政院，还是驻外使节，虽然他的学养、见识、才能都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在风波起伏的时代大潮中，他以书生从政，试图力挽狂澜是根本不可能的。
何况在波谲云诡的权力舞台上，书生气十足的他无法做到左右逢源，1946年9月27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说：“廷黻为一有能力而不爱钱之人，但因其夙为孔庸之工作，为子文所不喜。”1960年4月28日的王世杰日记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廷黻在联大十多年，辩论能力诚非中国一般外交人员所能逮，但对中外人士似均无‘人缘’，且虚荣心似亦太重，此其弱点。”其时正炙手可热的政要陈诚也说他“不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