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诞辰80周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以死亡为终结的(2)

流传在中国诗人口中的“它欲寻一位骑手，在我们中间”（《那夜，躺在篝火旁》），表达了他的一个诗学观念：诗人是诗歌的手段，是媒介。这不仅是因为诗歌比诗人要延续和存活更久的时间，还因为诗人的存在高度依赖诗歌，而非相反。就像他的引路人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这种将诗人视为媒介的诗学无疑宣示着对于广泛的现代主义的皈依——尽管布罗茨基从未真正地染指任何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诗歌潮流，也从未对它们给予某种肯定——，而这要归功于诗人超人预料的成长和出名，以及世界诗歌对于现代主义的远距离测量。它并非如它字面意义那样是被动的，这是因为诗人面向的是缪斯、绝高的对话者、世界：诗人的写作是对世界的加速，是和时间的角力与共存。
他的立场是人性的，而不是政治的
1940年5月24日，布罗茨基出生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职员家庭，父亲是摄影记者。最初的日子，小约瑟夫是在贫困和围困的状态下度过的，他从圣彼得堡铸造厂大街24号穆鲁齐大楼逼仄的空间向外望去，看到的是战争的延续、古老帝国的躯体和巴洛克风格的主显圣容大教堂。小约瑟夫在神经质的精神的滋养下，完成诗人所需要的早期的自我教育。他是苏联的国民文化——斯大林、少年宫、亚·安·普罗科菲耶夫、列夫·托尔斯泰、正字法、教育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反犹主义——的叛徒、不合格者、受压迫对象，这注定了他似乎要忍受被主流文化排斥的痛苦，然而他的独立和傲慢只是令他对现存的和既有的表示不以为然，他也未因身份问题感受到精神苦恼。他的文学教育来自于地下流传的典型的（而非先锋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全世界的诗歌，特别是同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诗歌——它们较俄罗斯文明与欧洲文明有着更深远、更有机的联系，更为重要是它们有着更为充分和清晰的乐观精神。
在北方的松林、苔藓和灰色世界里，在巴洛克的多种变形——约翰·多恩、斯拉夫早期浪漫主义诗歌、艾略特中，在兵工厂、陈尸房、灯塔、地质勘探队里，布罗茨基避开了保守的、平均的、做作的风格，学会了具体的观察、客观的对应、面对世界的探索，他“在空气中抓到无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填补了拉丁世界的诗歌教育的空缺，而他对于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回应在今日看来更像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次借尸还魂。
布罗茨基自己称，他十八九岁开始写作（据说是雅库茨克书店一次和巴拉滕斯基哀歌的邂逅），到二十三岁开始认真对待。这大概是发生在1960年的故事。布罗茨基在苏联最后的生活恰好和六十年代的历史是重合的，在这里，我们不妨视其为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又一个典型人物，而他在俄罗斯的可怜又恰当的遭遇也让他成为一个东半球的艾伦·金斯堡。苏联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文化意义上承袭了二十年代的辉煌，也叠加了纪元之后的历史重生，“希腊人睁开悚人的黑眼/苍蝇嗡鸣着，恐怖地飞去”（《我们的纪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