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邵佳德：近代佛教的世界格局：以晚清首份汉文佛教报纸《佛门月报》为例(9)

但20世纪后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这一学会的组织和信徒。
另一位值得留意的白人佛教徒就是《佛门月报》中《欧洲脞录》一文里记载的英人普恩出寿，其英文名为Charles Pfoundes(1840－1907)。他是一位爱尔兰人，早年移居澳大利亚并加入海军。1863 年以英国海军军官的身份初到日本，在那里度过了13年，成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仰慕者，并依靠作为日欧文化中间人的身份谋生。1876年普恩离开日本，后来返回英国在海军担任低阶的官职，并积极宣介佛教。1889年他出任日本“海外宣教会”伦敦分会的干事，也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日本佛教的西方传教者。1892 年后普恩的传教事业遇到了瓶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反对神智学的佛教观，并面对神智学会 Annie Besant 等人的有力竞争。〔38〕高楠顺次郎赴英留学时，普恩就极力劝阻他远离神智学会的圈子，也促使高楠最后转向麦克斯·
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学习。〔39〕
《佛门月报》中所说普恩在日本遍访名师并将回英国大开选佛之场的记录显然有误，因为1893 年后伦敦的“海外宣教会”事业随着普恩的离开已陷入停顿，而普恩此番赴日后也再未回英，直至终老。他热衷于参与当时的各类宗教博览会，曾被委任为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的顾问，并尝试在日本举办类似活动。〔40〕《欧洲脞录》的报道中透露的有限信息表明，日本佛教界对于欧美人转信佛教有一种特殊情感，似乎可以表明佛教较之基督宗教的优越性，以及佛教未来必将广布全球的美好前景。尽管这种情感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但明治20年代兴起的这股佛教全球运动之风，确实推动了日本本国佛教的改革和复兴，也提升了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力。
这一佛教的全球运动，随着中日佛教间互动的加强，也开始对中国佛教产生影响。例如关于欧美人出家为僧之事，中国佛教界也特别重视。在中国正式出家、受戒的西方人要比日本稍晚，最有名也可能最早的就是照空，西文名Ignatius Timothy Trebitsch Lincoln(1879 －1943)，他原籍匈牙利，入英国籍后做过地方议员。在来华之前，照空就有着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1923 年他首次来华，后来往返中国多次，1930 年时在杭州剃度为僧，次年在宝华山正式受戒。1933 年照空带了十多位外国僧尼出入上海，并于11月率领他们至南京栖霞寺受戒。当时沪上佛教团体极为重视此事，认为事属国光，特由中国佛教会具函介绍，王一亭、黄涵之、关炯之等前往车站欢送。〔41〕1934年9月照空在伦敦召开欧洲第一届佛教大会，在会上德国代表表示国家社会主义准备接受佛教，曾引起舆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