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此情可待成追忆”——《俄罗斯馆纪事》讨论课发言(12)

书中的每一章虽是从政治、文化、经济等不同角度展开，但又相互勾嵌，系统而详细地展现了俄罗斯馆在中俄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俄罗斯馆 “藩属”是虚，“优先权”是实，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着多功能的作用。它完成了两项使命，一是培养人才，俄罗斯馆培养的学生“亦官亦学”，日后更是成长为外交官、政治家、商人、汉学家等，活跃在中俄交往的舞台之上；二是收集情报，服务于制定对华的政治、经济政策，俄罗斯因此获得外交活动和对华贸易中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人才和信息不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这些明暗交织的关系厘清并编织成书，可见蔡先生立足于小小一座俄罗斯馆，而网罗起早期中俄交往互动的功力。
蔡先生用“蛛网式的关联”来形容俄罗斯馆问题，这其实用来形容他本人的研究也非常贴切。书中既有宏大的眼光与布局，又有细微处的留心。在贸易关系的探究中，蔡先生层层分析不易引人注目的天津教案中的“俄案”，引出天津口岸在中俄贸易中的作用以及顺丰银行的地位，揭示沙皇外交隐蔽的手段，而这种隐蔽手段则来源于俄罗斯馆在人才培养和情报收集方面的先机作用。除了留心中俄双边关系中的隐蔽之处，蔡先生也留心多边互动。当俄美公司船只破例抵达广州口岸，晚清中国、俄罗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官、商、夷之间的紧张斗法，都被蔡先生一一纳入俄罗斯馆的蛛网之中。在更大的世界性蛛网之中，这又与各国势力的消长，以及俄罗斯从一个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其政策从地域性蚕食体制向世界性侵略体制的转变产生连结。心中有一幅宏大的地图，又对局部的细节、互动情况保持着敏锐清晰的观察，这是蔡先生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优秀之处。
“蛛网式关联”的背后，是扎实的史料考证。蔡先生所运用的史料包括档案、官方文书、航海日志、笔记文集、书信日记、回忆录以及后人整理的资料汇编。并且运用了大量的中外史料互证，涵盖中文史料、俄文史料、英文史料和来自朝鲜方面的记载。除“大部头”的史料外，蔡先生还以诗证史。在“俄罗斯馆的医生和画师”一节，从清朝宗室子章贝勒奕绘的《明善堂文集》诗文中，发现俄罗斯医生、画师与达官贵族交往的痕迹。有关商队茶的研究里，用《塞上新乐府八首》中的“一间房”来展现茶商结队贩运，以牛车为家的场景。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蔡先生避免了政治驾驭学术的特点。虽然中俄关系这样的主题仍然是置于民族国家历史框架之下的，但蔡先生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外交，还涉及经济活动、文化传播。如文中对《三字经》《红楼梦》在俄国的传译、收藏情况的介绍，对俄罗斯医生、画师与彼得堡纪事的着墨，都已超出了政治史的旨趣。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蔡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