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五昌《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15)

同样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代表性诗人，臧棣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上才开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臧棣非常看重诗歌写作的技艺问题，强调它的专业性质，他的诗歌写作讲究修辞，注重结构的营造，并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来予以艺术化的处理，可以说，臧棣的诗歌文本充满了极为丰富的技艺元素，诗人对技艺的要求已上升为一种写作伦理。臧棣的诗歌写作完全摈弃了传统性的抒情，转向现代性的叙事，他的叙事极具特色：在对事象进行意义增值的智性叙述中，又加入戏剧性、反讽、陌生化等方法与手段，使得被表现事物的意义空间被无限拓展，具有极高的知识与文化含量。臧棣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的诗集《燕园记事》被认为是九十年代诗歌叙事的典范文本，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派写作”）的重要美学收获。臧棣至今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产能力，殊为难得。
与前述两批诗人的艺术风格与价值取向呈现差异，戴望舒、何其芳、李瑛、余光中、昌耀、任洪渊、舒婷等几位诗人在美学趣味上又显示出兼取西方现代诗与民族传统诗之神韵的共同倾向，因而在作品风貌上呈现出现代美与古典美的叠合特征。
戴望舒是20世纪30年代诗坛上“现代派”的领袖人物，但他的精神气质并不“现代”。戴望舒的作品中常常流溢着一股具有中年人沧桑气息的浓浓伤感（如《雨巷》），这种“伤感”正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最典型的情感特征与情感模式（这种情感模式与中国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有关）。戴望舒在作品中采用的意象语汇几乎都是传统的、古典的，诸如“丁香”、“少女”、“蝴蝶”、“彩翼”之类，所传达的思想情绪也是民族化的、中国化的（例如《我的记忆》中的怀旧情绪），《我用残损的手掌》中的爱国主义）。真正体现戴望舒作品“现代派”特征的，是其象征、暗示、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朦胧气氛的精心酿造。戴望舒的主要贡献即表现在他善于把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加以中国化改造，用以传达符合民族审美趣味的思想内容，为西方现代诗的本土化转换提供了一大批成功的典范性文本。
“现代派”的另一位出色代表何其芳，在精神气质上与戴望舒非常相似，属于多愁善感的内敛型。何其芳现代诗的取材范围同样狭窄，使用的意象语汇更其古典而陈旧，所表达的内容无非是少男少女的心灵悸动或幽怨情思，相对缺乏新意，“现代感”亦不明显，然而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诗创作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期创作撇开不论），其主要奥妙得益于何其芳诗歌的纯粹性：音韵柔和婉转，意象画面鲜明生动，氛围如梦似幻，情感纯洁痴迷（女性化特征）。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因其纯粹性而具有的恒久魅力，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