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叔本华，为何哲学观依然有些阴暗？(8)

不仅如此，叔本华的哲学气质与崇尚集体性价值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格格不入，他高扬天才的个性，深深地怀疑由大量平庸者组成的任何群体性运动。叔本华断言，“较低等的动物只具有它所属的类的一般特性，而人是唯一能够声称具有个性特征的生物。然而，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个性特征事实上微乎其微；他们几乎都被归入某些人……他们的特征是平庸、普通和寻常，这种人为数众多。一般说来，你可以预测到他们的言行。他们没有特殊的标志或符号使你能够识别他们，他们就像批量生产的同类产品。”在叔本华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平庸、愚蠢，却没有自知之明，喜欢不负责任地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或事发表着各种无根无底的闲言碎语，可以认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百出、违背常理、张冠李戴、谬种流传的，因此它们毫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相对于各种生活事务，他人的看法极少对我们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而当大多数人聚集起来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时，他们极少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当优等阶层的人为实现某个高尚的或理想的目标而组成社会时，结果几乎总是无数的民众如同害虫般蜂拥而来，而且不论在哪里都是如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烦恼，或者有的根本就是随波逐流；
他们不加任何辨识，盲目地对一切事物一哄而上”。
尽管叔本华的哲学并不能简单地归为悲观主义，但他对大多数人的本性所抱持的看法确实是悲观的，进而，他也极度质疑由大多数平庸者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给叔本华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在叔本华看来，那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虽然打着自由、公正与平等的美好政治旗号，但他们的实际行动仍然深受那个盲目、嗜血又残暴的生命意志支配，因而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动荡与灾难。尽管叔本华对待群体性社会政治运动的观点不无偏颇，但是，他对“乌合之众”的怀疑和拒斥立场在西方智识世界中绝不是孤立的。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特夫·勒庞也指出，“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尼采则认为，对于社会来说，“全部职业活动的总和，都仅仅是与平庸者的能力和追求相适应的”，“为了使与众不同者存在，首先需要平庸：平庸是高级文化的条件”，平庸者在本分地发挥自己的自然本能时有一种平庸的幸福。然而，那些打着“平等”“公正”的旗号鼓吹社会变革的“无赖分子”与“贱民的使徒”打破了大多数人的心理平衡，他们让平庸者对优异者心怀嫉妒与怨恨，教导平庸者在政治上与道德上进行报复，通过压制出类拔萃者的创造性活动来实现形式上的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观察了同时代的俄罗斯革命的基础上敏锐地发现，许多革命领袖的品性并不高贵与公正，他们在内心对特权的渴望甚至远胜于他们意欲推翻的权贵，“卑鄙的灵魂在摆脱压迫后便要压迫别人”。20世纪诸多自下而上的狂热政治运动所导致的灾难与浩劫，恰恰印证了这些自由思想家的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