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丧父，64岁丧子，和妻子翻译大半个中国，惊艳西方文坛(7)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

后期，这种形式主义的审讯结束了，他被分配去扫厕所。
这位自小养尊处优的贵公子、驰名中外的大翻译家将公厕打扫得纤尘不染，甚至便池上的陈年积垢都无影无踪。
似乎，杨宪益很好地承受了一切莫须有的罪责，可他还是换上了轻微精神分裂症。
幻听、被害妄想，让他时时刻刻都觉得耳边有人要索他性命。
金发的戴乃迭比杨宪益更难生活，她从备受尊敬的翻译学者沦为了过街老鼠，走到路上都有人啐一口，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儿子杨烨也并不好过，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报考北大物理系、清华数学系，直到放榜那天也没等到录取通知。
最好只收到新建校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万念俱灰下，才知道“政审不过”。
为了显得与周围人一致，他主动抄家，掰坏了母亲戴乃迭的古典唱片，打碎了家里的古董花瓶。
他的里子是中国人，可那张混血的脸依旧让所有人自动对他，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