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商业”的对立：中国电影人的精神困境(5)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电影和商业片的对立从未得到过有效弥合。艺术电影导演“不擅长”商业片拍摄几乎成了共识。这种“不擅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面对现代性转换时的不知所措,另一方面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历史”兴起的影响。
1980年代,大量关于1960年代世界思潮的译著被介绍进中国,而1960年代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知识分子理念随之深入到原本“对介入政治可能表现得过于审慎”的电影领域。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电影知识分子充满追求宏大政治目标的热情,1960年代激进叛逆的历史遗产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电影人的情感结构,加之此前遭到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正试图寻找重新讲述中国的可能性,中国电影人开始沿着1960年代如火如荼的法国新电影和德国新电影浪潮的脉络,重述中国历史,并与电影批评、电影前沿理论保持密切关联。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电影知识分子介入了对全新现代性的探索与表述中。因此,欧洲电影理论的传入首先与中国“现代化”的新探索联系起来,人们掀起了“现代电影观念”、“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19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界宣告了“现代电影”的诞生。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电影”呢?人们认为,“作为从文化专恶梦中醒来的现代导演,他们的创作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精神产儿”,[10]现代电影是“对历史、对战争、对人性、对现实进行新的思考,并以电影影像的独特表意功能来体现他们的思考,这种创新已深入到电影的本体上”。[11]
这种对“电影本体”的思考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这涉及巴赞电影理论在80年代的巨大影响。在《纵观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一文中,奚姗姗将电影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结构形式的创新,即打破戏剧式结构的大一统局面(如《小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第二是继而出现了纪实性风格的影片(如《沙鸥》)丰富了电影的形态;第三是在纪实性影片之后出现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其“在突破纪实性风格上又跨前一步”,“涉及电影观念中艺术思想层次上的探索”,“深入到电影的本体上”。一条由形式到观念逐步深入的纪实风格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