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雪莱作品中的“火焰”与……“幽灵”(2)

此言不虚，但也有重要遗漏，那就是作者在书中深度挖掘出在雪莱人生追求与作品中的政治性及其历史语境。在雪莱身后，他的作品出版、形象塑造的历史实质上也可以说是雪莱的“政治脱敏史”，霍姆斯在“新版序言”和“引言”中对此有提及和论述。雪莱短暂的一生给人最鲜明的形象就是反叛、自我流放、为追求理想不惜走向偏激的精神气质和政治倾向，是他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叛逆，他的知名度因此总是与声名狼藉捆绑在一起。当他去世之后，他的亲朋和社交圈对他的名声多是讳莫如深，就是在推崇的时候也极为小心翼翼。最初，他同时代的家人和朋友害怕雪莱生平事业中诸多事件造成道德和交际上的污点，便阻止传记材料的出版乃至编写，“他们做好了遗忘、篡改和隐匿这些传记材料的充分准备”。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也只写过一些作品简介和说明，她只能把丈夫的形象表现在自己小说中的那些高贵而柔弱的人物身上。
到了下一代人，在简·雪莱的手上，雪莱被塑造为一个颇具女性气质的维多利亚时代理想诗人和饱受世人误解的形象，使雪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逐渐得到恢复。但是在此过程中，她刻意隐瞒、修改乃至销毁某些日记、书信和文献资料；甚至对进入雪莱纪念馆的学者，她都要实施非常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所有这些主要都是为了隐瞒和抹去雪莱在政治上的激进特征和哲学观点的复杂性。与此相反的是盗版书商，“在雪莱最早的出版商中，最为忠实、作用最大和最具慧眼的是一伙激进的盗版书商，他们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为出版自由而斗争，随后又为人民宪章运动而斗争”（引言，xi）。从家属后人的心态、处理方法到盗版书商，政治敏感性是共同关注的焦点，区别只是恐惧与兴奋。这种名人形象的解构与重新建构的斗争我们也并不陌生，在我的现代美术史研究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曾经参与一位老艺术家的日记整理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以一个可笑的理由被终止参与。
我相信从出版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几十年来的正式出版物与民间史料之间还有丰富的矿藏值得挖掘，这也正是前不久我给一部经济学家传记写书评的着眼点。
霍姆斯的雪莱研究与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凸显其重要意义与史学价值，除了通过研究各种材料中的细节发现真相、纠正之前的谬误之外，他坚定、明确地把雪莱的一生及其作品“还原到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并以这些作品产生时的骚动而激荡的政治时期为背景”（同上，xii）。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在“新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本传记中对政治和哲学的关注以及雪莱精神和思想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他谈到九十年代初雪莱在大学受到欢迎的情况，“雪莱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许多方面得以澄清。新一代的文学批评家捍卫了雪莱的智识天赋，他的‘怀疑论理想主义’，以及他诗歌语言中熠熠生辉的微妙隐喻。他的作品吸引了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常使他们产出耀眼的成果”（新版序言，iii）。这是雪莱在当代学术前沿中的复活，但在我看来这可能还不是霍姆斯最关心的雪莱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他还说了这段面向现实和充满激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