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李承贵：心即理的奥义(4)

其五，“心”与“理”是发用与被发用的关系。在“心即理”中，“理”这个善体必须发用流行，所谓发用流行，也就是使这个善体落实于生活。但“理”不能自己发用流行，需要动能(运动的发动源泉)发动它，这个动能就是“心”。阳明说：“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 “理”在“心”中，当由“心”发出，“理”如不发出，其德不能明，其善不能显。而“理”之发用流行，其变化之妙，其生生不息，皆取决于“心”。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天理”的发用流行，即将“天理”推致事事物物并体现其中，推致“心”之天理于事物，便是“致知”,“理”体现于事事物物，便是“格物”,此即“心即理”。
可见，“天理”的发用流行，“心”是发动者，没有“心”,“理”便只是“静”。“心”之于“天理”的发用流行表现的作用有三：一是发用行为的开启；二是发用内容的范围；三是发用性质的确定；此三者无不由“心”完成。既然“心”与“理”是发用与被发用的关系，“心即理”是一种“由具有发动能力的‘心’与等待发动的‘理’合体”之结构。
其六，“心即理”是由诸般道德构成的体系。于阳明言，“理”是儒家所有善德的总体，阳明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既然“心即理”之“理”,包括孝、悌、忠、信、仁、义等诸般道德，“心即理”之“理”,既是“一”,亦是“多”。就“多”言，诸般道德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比如“忠”与“孝”,这个情境下就需要对“孝”“忠”进行协调。阳明说：“生始恳疏乞归，诚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为诀。后竟牵滞兵戈，不及一见，卒抱终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复日亟；而地方已幸无事，且蒙朝廷曾有‘贼平来说’之旨，若再拘缚，使不获一申其情，后虽万死，无以赎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举手投足之劳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复候命不至，断亦逃归，死无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举手投足之劳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辞迫，渎冒威严。
临纸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从中可以看出，阳明一方面诚望侍奉祖母和病父回报养育之恩以尽孝，另一方面不得不遵守圣旨履行公职以尽忠。阳明将自己矛盾痛苦的心理向王晋溪倾诉，请求他帮助。如果按照阳明的“心即理”,“忠”“孝”皆在“心”中，但“忠”“孝”在“心”中经常形成冲突、互相打斗，这种冲突、打斗有时非常激烈，使王阳明备受煎熬。那么，谁来调整这种矛盾和冲突呢?当然只有“心”。由这个意义上看，“心即理”是“由诸多‘理’组合但由‘心’统帅协调”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