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社会取象于大自然：礼制及孝道的神明观(9)

西周铭文中赏赐者并非一定是王的身份，还有次一级的统治者。这类统治者同样掌握崇高的权威和治理国家的权力，依然通过联合其所统治的家族的宗庙体系，来坚固其领土，通过从崇高位置互相认同的意识形态，追求其联合性质的国家不分散。《礼记檀弓》所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也表达用明器进行神明之合的最终目标，以加强家族和全国生机之本。
《礼记檀弓》对明器的讨论造成后人误解其意思，并且影响现代考古界对新石器时代以来随葬品的定义。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再加强讨论“明器”所指的含意，以澄清当前考古界所用“明器”概念的真正内涵，修正其不当用法。
东汉时期有很强的以节省为礼的思潮，如张衡《东京赋》曰：“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宜其陋今而荣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缪公于宫室。”薛综注“苟，犹诚也。言宾诚信胸臆之所闻，而心不能以礼节度其可否也。言人不能以礼节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闻古事为荣贵也。孤臣，谓孤陋之臣也。”李善注曰：“《韩诗》曰：‘鄙野之人，僻陋无心也。’《论语》曰：‘不以礼节之。’贾逵《国语》注曰：‘节，制也。’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史记》曰：‘由余本晋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来聘秦，观秦之强弱。穆公示以宫室，引之登三休之台。由余曰：“臣国土阶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犹谓作之者劳，居之者淫。此台若鬼为之，则神劳矣；使人为之，则人亦劳矣。”于是穆公大惭。’”[33]
同时，汉代政策一直努力克制用殉葬的习俗，并且为了限制丧礼的侈糜和傲慢，特别强调人与神不同道，死者靈魂不需要象箸玉杯、肉山脯林，甚至根本不需要实物，因此东汉时期编撰的《礼记檀弓下》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靈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34]这段恰好涵盖这两个问题，强调不用任何与殉人相似的葬物，而解释“明器”为简单的涂车和茅草作的刍靈。《礼记檀弓上》以借用孔子的道德权威强调：“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郑玄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35]不过王充提出这种讨论在罗际上有矛盾，《论衡薄葬》：“用偶人葬，恐后用生殉，用明器，独不为后用善器葬乎？”[36]可见这都是东汉时期的讨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