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锐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22)

1904年，时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认为，由于美国国力的不断增长，英国应不复考虑以美国为敌，因此它应完全从西半球撤出。
此外，由于横向压力和安全困境较小，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没有使英国执着于其美洲殖民地的利益，因而也就没有产生德国之于奥匈帝国的同盟连锁效应。委内瑞拉危机中，面对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和克利夫兰的强硬态度，索尔兹伯里一度主张针锋相对，但当1895年12月底和1896年1月初危机到达高潮，战争阴影笼罩两国之时，即使索尔兹伯里以辞职相威胁，其内阁成员仍然坚持缓和事态、与美国谈判，承认美国干涉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领土争端的权利。这一倾向在1896年1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中占据了绝对上风，索尔兹伯里只得屈从。圭亚那的领土主权危机并没有引起内阁和议会的关注。但是在后续的谈判中，因美国对英国承认门罗主义表示满意，委内瑞拉的利益也被美国无情抛弃，英国谈判者实际上达成了其主要的主张。同样，在美加发生阿拉斯加边境争议时，英国也无心为加拿大得罪美国。
当西奥多·罗斯福威胁如果再不签订协定，美国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时，英国政府马上选择让步。在仲裁庭法官构成上，英国不仅接受了美国美加英三方代表3:2:1的比例要求（这意味着美国至少不会败诉），英国法官甚至在投票时支持美国的主张。
当然，英美间的权力转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权力转移之时，英国在全球各地面临挑战。英国在欧洲面临着与德国、俄国的权力转移，英德之间存在海军竞赛，英俄在近东存在势力范围之争；英法在非洲存在势力范围之争；英国还与布尔人在南非打了一场所耗不菲的战争。由于这些争端的存在，英国不愿也无力再在与欧洲势力均衡相关度不大的美洲和美国展开竞争。出于时兴的种族主义因素和两国在亚洲政策上协调的可能性，许多英国决策者如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甚至希望美国成为其“帝国主义伙伴”。但是，具有超越所在地区范围内利益的大国往往都面临利益分散和对手众多的问题，英国虽然因其世界范围内殖民帝国的地位而扩大了这种问题，但却可以视为这一问题的典型，而非特殊。
（三）美苏权力转移，危机及其和平解决
如果说英美权力转移是以守成国单方面妥协为特点的地区间权力和平转移的典型案例，那么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权力转移则是地区间对抗性权力和平转移的典型案例。虽然这次权力转移伴随着第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但两次危机最终都得以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