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重新理解“梁衡散文”(4)

在一系列的“红色经典”散文写作序列中，“文学意象”不仅是拉进与读者距离的载体，也是将理性思考具象化的写作方法。比如，写毛泽东，他选择的是延安的“窑洞”（《这思考的窑洞》），写邓小平，他选择的是“小院”和“小路”（《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中国共产党，他选择的是“小船”（《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写西柏坡，他选择的是“红毛线，蓝毛线”（《红毛线，蓝毛线》）。
同样，在《树梢上的中国》中，“左公柳”意在纪念左宗棠，“沈公榕”将淡化出历史舞台的沈葆桢重新推向公众视野，“重阳木”再现了彭德怀最为悲壮的历史片段。
尤其是，将一系列的“古树”作为人性与历史共同搭建的舞台，作为线索，作为精灵，和中国的历史年表，与那些忽明忽暗的历史人物，一一勾连起来，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取向。
3、着力延展“文脉谱系”
在“文脉谱系”的文学创作中，自然文学一直是一个永恒的母题。在当下，不少作家为此做出极大的努力，不管是早期呐喊“伐木者，醒来！”的徐刚，还是近年孜孜于新疆牧场风情创作的李娟，以及致力于美国自然文学翻译的程虹教授，都可圈可点。
此外，就当下的散文创作谱系而言，小说家阎连科的田园散文创作，苇岸的自然散文创作，与梁衡的自然生态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阎连科在《北京，最后的纪念》中，耐心地书写《一畦芹菜的生长史》，《一棵丝瓜的前缘今生》，想象《一把铁锨的命运》，《一张锄的新生命》，感叹《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
苇岸所记录的《大地上的事情》，为1998年的“二十四节气”所作的散文画像，被誉为“大地写作者和践行者”。
共性之处在于，在自然中挖掘出人文的精神，又以人文契入自然的生态之中，在共生共存的理念下，赋万物以灵魂。
而梁衡的“自然文学拼图”不仅独具特色，更拓展了其创作边界。
就自身创作史而言，《树梢上的中国》中的系列创作，不能简单视为梁衡散文的延续或转向，更是对自身的创作经验的整合与超越，“人文古树”中可以看到“名山大川”的影子，也可咂摸到“人杰鬼雄”的人生况味。
就散文创作界而言，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创作，将这一主题引入新的空间，他借由“人文古树”这一题材切入，还提出了“人文森林学”的概念，冀望把森林保护从自然层面上升到人文层面。
三、文章传统的身份意识
2019年年底，江苏文学批评家张宗刚在勾勒该年度江苏省的散文创作时，采取了一个“身份”的视角，即，将散文创作的格局与发展，从创作者的身份或社会角色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