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川菜馆（下）：最经济的殿后(4)

三马路慕尔堂对面的玉壶春四川菜馆更直接宣告“定价低廉，桌菜格外从丰，小吃尤为便利”，并称这正是“是川菜馆中之特色”。（《玉春壶川菜特色》，《时报》1930年12月8日6版）二马路永安公司后面悦来川味小食馆在“吹水”说是“四川厨司专聘到申，新增坐位门面刷新，应时小菜烹调鲜”，然后却最直白地告诉你有多便宜多经济：“特备餐券，每元三张，招待周到，欢迎来宾。”（申报1931年5月3日，第19版）也即说一元钱可供三人吃一顿，较之前述都益处原老板开设的大中华川菜社每客五角，又廉价了百分之十几。还有无名小馆，取值就更廉，味道也不真的必差：“川菜味美而直昂，小酌不便。有川味小吃处者，在宝善街怡园下层，缘石级上，别有洞天，烹调不下陶乐春、都益处等川菜馆，而取值仅及其半。主人蒋鹏程司割烹，李树青司招待，尤无川馆隔阂之弊。
”（吃， 《晶报》1929年4月24日第3版）三马路广西路口的峨眉川菜馆，突出“菜点一律小洋”，也是一种经济的表现。（《社会日报》1932年9月8日，第2版）
往川菜馆靠拢的滇川菜馆，走的也同样是经济路线：“吕班路麦赛而蒂罗路口、新开之洁而精之滇川菜馆，其庖人为滇中某巨室家厨，所制各菜，鲜美精致，别有风味，其最著名之炸松针、翠湖鱼、醍醐豆花等，即在滇中，亦甚名贵，且肴馔清洁，取价低廉，夏令小食尤极相宜也。”（《东方日报》1932年7月6日第1版）
因为价廉物美，食客自然趋众，同时开设成本自然也低，遂有“小规模川菜馆大盛”的报道出来：“近日，小规模之川菜馆大盛，麦家圈双凤园内，有云记及沪海春，五马路沿有川味香……”（《晶报》 1929年5月24日第3版）风气之下，至有粤菜馆改川菜馆的现象，如珠江路中珍珠桥川菜馆梅花酒馆即为原来的粤菜馆改成。（《梅花馆改营川菜》，《中央日报》 1935 年 12 月 8 日第7版）
食客趋众的另一体现，是很多高大上的宴集活动，都愿意“屈就”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经济饭馆了。比如四川旅沪记者协会的聚餐例会，就假座华格臬路成都川菜馆。（《两团体商救川灾 筹组募振川灾游艺会》，《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5月1日第7版）上海五卅中学的教职员聚会，也选择在大西洋川菜馆举行。（《校闻：教职员举行聚餐会》，《五卅校刊》1936年第4卷第26期，第2页）大世界西华格臬路的蜀蓉川菜社这种小菜馆，敢“邀本埠新闻界往尝试佳肴，到者二十余人，表示满意而散”，真有小鬼当家的味道。（《蜀蓉川菜社昨招待新闻界》，《新闻报》1936年11月7日第15版）再则四马路口的成渝川菜社上海分社（按该总社在南京）开幕典礼声势似颇盛大，请了“名票李元龙播送平剧”，因为活动在电台搞，其实成本也高不到哪儿去，最关键的他们还是以价廉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