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丨李昌菊：西方写实主义引进中国本土后产生了哪些影响？(18)

▲图1–3–25 冯法祀《抓虱子》 151×114cm 1942年

▲图1–3–26 吴作人《祭青海》61×80cm 1943年

▲图1–3–27 吴作人《负水女》61.5×73cm 1946年
此时，美术界出现了一种美术思潮——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更呼吁内容题材的现实化，强调艺术形式的民族化，其表现基础仍然是写实主义。从某种层面上说，新写实主义其实是给从欧洲引入的古典写实提出了转换要求，即写实如何与中国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对接，参与创造具有时代性与民族形式的新美术。在新的文艺要求下，油画家们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调整视野，关注民生，创造出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作品，如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唐一禾的《七七号角》、《正义战争》、《女游击队员》、《村妇》、《穷人》，阳太阳的《战时归来》、《女战士》，陈抱一的《流亡者之群》，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杨秋人的《难童》，李宗津的《战地医院》，冯法祀的《抓虱子》(图1-3-25)，吕斯百的《农民》、《庭院》，吴作人的《播种》、《拾柴的女孩》等，以及后来西行描绘的《戈壁神水》、《祭青海》(图1-3-26)、《负水女》(图1-3-27)等。
经过抗战的淬炼，写实主义气象更新。一方面，写实油画的新生力量增加，并确立了表现现实的创作向度;另一方面，写实油画与社会、民众、民族艺术紧密紧密，发挥了宣传、教育和动员作用，现实诉求力大为增强，影响也更深入人心，由此获得更多认可。正如徐悲鸿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言，“抗战改变了吾人一切观念，审美观念在中国而得无限止之开拓。当日束缚吾人之一切成见，既已扫除，于初尚徘徊，今则坦然接受，无所顾忌者，写实主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