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刘梦溪(2)

殷周的两件大事，一是汤征夏桀，一是武王伐纣。这在殷周时期是何等大的政治事件。然《易·革卦》之《彖辞》则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卦的《彖辞》又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我们先看看王弼的注：“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巳日而不孚，革不当也。悔吝之所生，生乎变动者也。革而当，其悔乃亡也。”王辅嗣的意思是说，作为大变动的“革”，民众是不希望发生的，既“革”之后能够建立信任，说明是“革而当”，就不会产生差错；既“革”之后犹不能获取信任，就是“革不当”，因差错过失造成的后果就会浮现出来。“汤武革命”之迥异乎通常者，在于其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所行的是天下之大道。
故《尚书·商书·汤誓》云：“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征夏的举动是在汤的贤相伊尹辅佐下发动的，《汤誓》所阐明的出师理由，是因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犯下了诸多罪状，是上天要惩罚他，我不敢违背上天的意旨。夏的民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早就想和夏主同归于尽，所以才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之不德既然如此，我方有绝对必胜的把握。结果尽如其言，鸣条之战，“夏师败绩”。《诗·商颂·长发》有句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写的就是汤征夏之战。孟子在回答万章之问时也说过：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孟子讲的也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故事，只不过以自己的独特语句表而出之，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救民于水火之中”等等。所引《泰誓》文句，为今存《尚书正义》的第二篇《泰誓》。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写道：“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大哉！静安之论。所谓汤武革命，实际上是文化之蜕变和制度之沿革的问题，如何使文化制度既合于新兴者的政治想望，又具有长治久安的合文化理想的伦理规范，是为关键。此即《商书·仲虺之诰》所说的：“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是汤的大臣，征夏功成，汤王称为成汤，恐为来世留下口实，命仲虺为之作《诰》，故《诰》语都是对成王的劝诫之辞。以此孔安国《传》云：“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示后世。